柯应昌 余虹 廖婷婷 谭敏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降低实体经济的生产成本,国家推出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减税降费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因此,研究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F省S市制造业的数据,评估了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均而言,S市制造企业的税收负担每降低1%,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相应的增加9.6%;S市制造企业的费用负担每降低1%,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相应的增加45%。这说明减税降费提高了企业的发展质量,为S市制造业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应。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命脉,坚持减税降费,有助于激发制造业企业的活力,稳定宏观经济预期,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减税降费 生产效率 制造业企业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高质量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的冲击下,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基于此,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部署,推出减税降费政策,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要求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举措。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数据,2019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2.36万亿元,2020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2021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约1.1万亿元,截止2022年6月9日,2022年已累计新增退税减税及缓税缓费超2万亿元[1]。
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纾困解难添助力,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在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支撑经济稳定。减税降费的政策后果主要有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贡献。首先,现实实践中,受惠企业反馈退税资金主要被用来扩大企业生产、投入技术研发、以及支付员工薪酬等方面,直达纳税人账户的政策红利有力地改善了企业现金流,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回笼压力,显著提高了企业发展信心和投资信心。同时激发了市场的主体活力,促进了消费投资,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其次,理论研究上,有学者分析了组合式减税降费的经济后果。比如邓力平等(2020)发现减税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王智烜等(2018)发现减税降费政策长期有利于降低非正式就业规模,从而提高了就业质量;白景明等(2019)深入12个省(区、市)就企业税费成本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减税降费增加了市场主体信心、活力,降低了纳税人负担。也有学者单独关注税收负担、费用负担对企业的影响。在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方面,林志帆和刘诗源(2017)发现税收负担降低了企业研发创新。李建军等(2019)发现税收负担降低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在降费方面,社保缴费率下调已经成为激发中小企业活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现有文章主要关注社保费用对企业的影响。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指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偏高,给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是阻碍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宋弘等(2021)以浙江省各地区2012年的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为切入点,发现降低缴费率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需求。
上述研究主要关注减税降费政策在多个省份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影响,鲜有研究聚焦某个特定地区。为此,本文利用F省S市的制造企业数据,研究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弥补当前文献的空缺。本文选择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如下:一方面,经济“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严峻问题,“脱实向虚”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缓解“脱实向虚”的关键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而制造业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和命脉。另一方面,彭俞超等(2018)发现减税降费政策能缓解“脱实向虚”;徐超等(2019)发现降低实体税负能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因此,本文利用F省S市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关注减税降费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的经济后果,聚焦减税降费政策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发现:平均而言,S市制造企业的税收负担每降低1%,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相应的增加9.6%;S市制造企业的费用负担每降低1%,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相应的增加45%。这说明减税降费提高了S市企业的发展质量,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应。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命脉,应持续深化S市的增值税改革,增加所得税优惠力度;同时,通过缓缴等方式减轻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整顿不规范的企业收费,扎实推进实质性减税降费。
二、减税降费的举措及成效[2]
(一)减税降费的举措
从2016年“营改增”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开始了连续的大规模减税降费,并且规模不断扩大。从2016年的6000多亿元到2020年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5年累计总规模达到7.76万亿元[3]。逐年递进的各类减税降费政策,在财政逆周期发挥了很大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并保障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运行。
具体举措大致分为:一是以深化增值税改革、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为主导。自2016年“营改增”全面收官以来,增值税改革一直是最大的财税亮点。2017年以后,我国增值税税率逐步下调至现行的13%、9%、6%。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免征额由每月10万元上调至15万元; 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实施,留抵税额的盘活,减轻了纳税人资金压力。二是两个“所得税”优惠直接增加纳税人获得感。2019年个税改革,起征点从3000元提高到5000元,同时增加了六项专项附加扣除;对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按年应税所得额,分区间适用不同计税比例和税率,大大减轻了年应税所得额300万以下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税负。三是各类小税种减免优惠及缓缴政策加持,扩大政策惠及面。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半征收“六税两费”。自2021年11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中型企业缓缴规定税费金额的50%,小微企业缓缴全部税费。四是同步降费,减轻中小微企业人力成本负担。2019年各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下调至16%。为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保障就业和民生,2020年2-12月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保费单位缴费部分,使小微企业享受到了降费带来的真金白银。
(二)减税降费的成效
从全国范围看,仅深化增值税改革在2019年就带动经济增长0.362个百分点。对企业营收的平均带动作用达5.07%,企业2019年营业利润平均增长0.23个百分点,出口平均增长2.27个百分点,4.26%的企业得以扭亏为盈。
2019年,S市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小规模纳税人免税、留抵退税等措施,大大减轻广大纳税人负担;聚焦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负担,全年减税降费18.5亿元,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信心。2020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8亿元,大力推行纳税申报业务网上办、线上办、掌上办,为抗击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2021年,重点支持制造业升级、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发展,全市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达7.3亿元,减轻了市场主体的负担,为应对困难挑战、稳住经济基本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2022年新增减税降费举措特点
一是政策规模更大。2022年退税减税总量达到了空前的2.5万亿元,其中留抵退税规模约1.5万亿元。直接充沛了市场主体的资金流,缓解了企业的周转压力。如: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适用行业进一步扩围,新增了“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等7个行业;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由先进制造业扩大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存量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大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提前退还。
二是政策针对性更强。2022年新增或延续的减税降费政策持续聚焦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保持了政策的延续和稳定。同时更加注重对困难企业的“因企施策”。如: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六税两费”减半征收;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对适用3%征收率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增值税纳税项目,暂停预缴。
三是政策涉及面更广。今年的政策涉及面呈现阶段性措施与制度性安排兼而有之、普惠性政策与特定领域帮扶措施点面结合、 国家政策与地方自主施策相辅相承等特点。支持方式也含盖了包括退税,、减税、免税、缓税在内的所有减免方式。多政策+多工具的组合方式,便政策效能最大化,如:增值税留抵退税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双向发力,促进制造业企业设备投入和技术研发,实现发展提速。
四是政策落地速度更快。今年的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公布更为迅速且密集,年初以来已出台了20多项相关政策。各级税务部门对政策的落地也是严格考核,极力压缩程序及退税时限,加快留抵税额的退税进度,确保纳税人第一时间享受到政策红利,提振信心,齐渡难关。
三、S市减税降费情况介绍[4]
(一)减税降费降低税收增幅
1-8月,全市实现税收收入99.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5%。分级次看: 中央级税收收入45.2亿元,减收10.8亿元,增长-19.3%;地方级税收收入54.3亿元,减收8.8亿元,增长-14%。
(二)减税降费助力小微企业
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S市已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超60919万元,其中从4月份开始实行的加大留抵退税力度政策,至8月底已累计有26052万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占比超40%,受惠企业达到了2511户。此次减税退税将重点集中在小微企业,以留抵退税为例,受惠的小微企业达2373户,占受惠企业的94.5%,受惠金额占目前留抵退税总规模的63.1%。
(三)减税降费活跃企业经济
减税退税让企业有更多资金用于研发创新、技术改造,面对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从S市的开票和受票户数来看,2022年S全市1-8月开票户数同比增长9.9%,其中一季度开票户数同比增长6.6%,第二季度开票户数同比增长8.9%,环比增长5.3%;受票户数同比增长8.2%,其中一季度受票户数同比增长7.7%,第二季度受票户数同比增长9.9%,环比增长8.1%。社会消费受到刺激,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促使企业加速恢复以往的状态,企业经济更加活跃。
(四)减税降费提振市场信心
2019年以来各地疫情散发,加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经营面临较大挑战。一系列税费支持政策红利逐步释放、成效日渐显现,减税降费能够直接作用于微观主体,降低其负担,增强其获得感,激发活力,稳定预期,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和未来发展积蓄了潜力,能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稳定市场信心,对于实现稳中求进的政策目标有积极意义,截至8月底,S全市总登记户数同比增长7%。
四、减税降费与S市制造企业生产效率
在详细描述了减税降费对S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后,本文继续用更严格的实证证据,考察减税降费对S市制造企业生产效率影响。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8年-2022年S市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利用STATA计量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本文手动搜集了全市制造业年销售收入前20的企业数据作为样本,在剔除变量缺失值后,累计得到75个公司-年观测值。同时,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干预,本文对连续变量在2%和98%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二)模型与变量
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减税降费政策对S市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参考王业斌和许雪芳(2019)的做法,以劳动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效率的代理变量。本文构建OLS模型检验减税降费与劳动生产率相关关系,观察模型系数β1的大小与显著性,若系数β1显著为负,则说明企业税费负担会减低企业生产效率。由此可以反向推出:减税降费的政策可以提高S市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意味着整个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提高。具体模型如下:
(1)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LaborProductivity。主要解释变量是企业的税费负担TaxFee,该变量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企业的税收负担,主要从企业缴纳的税费总额、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三方面度量;二是企业的费用负担,主要从企业缴纳的费用总额、社保费、非税收入三方面度量。Control是一组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控制变量,分别是公司规模、年龄、经营绩效等。同时,模型中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εj,t为干扰项。详细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
变量符号
|
变量名称
|
变量定义
|
被解释变量
|
LaborProductivity
|
劳动生产率
|
Ln(营业收入/员工人数)
|
解释变量
|
Tax1
|
税收负担
|
缴纳的税费总额/营业收入
|
Tax2
|
缴纳的增值税/营业收入
|
Tax3
|
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营业收入
|
Fee1
|
费用负担
|
(缴纳的社保费+缴纳的非税收入)/营业收入
|
Fee2
|
缴纳的社保费/营业收入
|
Fee3
|
缴纳的非税收入/营业收入
|
控制变量
|
Size
|
公司规模
|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
Lev
|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总资产
|
Age
|
企业年龄
|
Ln(企业成立年限+1 )
|
Roa
|
经营绩效
|
税前利润/总资产
|
Soe
|
所有权属性
|
国企取值为1,否则为0
|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从表中可见:(1)S市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差异较大,最大值为11.184,最小值为3.224,标准差高达2.086;(2)在税收负担方面,企业缴纳的税费总额/营业收入Tax1的最大值显示,税费总额占营业收入高达15.3%,而最小值仅为0.1%,这说明S市的制造企业税收负担差距较大;(3)在费用负担方面,费用负担的均值为0.7%,远小于税收负担均值4.2%,同时,企业缴纳的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最大值为4.6%,小于税收负担的最大值。这说明企业的税费负担中,主要是税收负担占大头,费用负担相对较小。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
Obs
|
Mean
|
SD
|
Min
|
P25
|
Median
|
P75
|
Max
|
LaborProductivity
|
75
|
6.878
|
2.086
|
3.244
|
5.400
|
6.104
|
8.904
|
11.184
|
Tax1
|
75
|
0.042
|
0.042
|
0.001
|
0.006
|
0.030
|
0.066
|
0.153
|
Tax2
|
75
|
0.019
|
0.019
|
0.000
|
0.003
|
0.012
|
0.030
|
0.064
|
Tax3
|
75
|
0.017
|
0.024
|
0.000
|
0.000
|
0.003
|
0.030
|
0.103
|
Fee1
|
75
|
0.007
|
0.009
|
0.000
|
0.001
|
0.005
|
0.009
|
0.046
|
Fee2
|
75
|
0.005
|
0.008
|
0.000
|
0.000
|
0.003
|
0.006
|
0.041
|
Fee3
|
75
|
0.002
|
0.002
|
0.000
|
0.000
|
0.001
|
0.003
|
0.008
|
Size
|
75
|
11.602
|
1.114
|
9.696
|
10.960
|
11.589
|
12.019
|
14.922
|
Lev
|
75
|
0.683
|
0.304
|
0.135
|
0.394
|
0.694
|
0.897
|
1.306
|
Age
|
75
|
2.811
|
0.558
|
1.792
|
2.565
|
2.708
|
2.996
|
4.174
|
Roa
|
75
|
0.055
|
0.092
|
-0.080
|
0.003
|
0.020
|
0.082
|
0.346
|
Soe
|
75
|
0.107
|
0.311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1.000
|
(四)减税降费对S市制造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1.减税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表3展示了控制企业基本信息,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后,企业税负对生产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回归方程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678、0.681、0.678,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Tax1的系数为-0.096,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税收负担与生产效率负向相关,即企业税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具体经济含义为:平均而言,总体税收负担每降低1%,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会增加9.6%。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Tax2的系数为-0.144,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增值税的税收负担与生产效率负向相关,即企业上缴增值税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具体经济含义为:平均而言,增值税负担每降低1%,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会增加14.4%。第(3)列Tax3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变量不具有进行经济分析的意义。然而其符号为负,佐证了税收负担会降低企业生产效率的论证。总的来说,减轻制造企业的税收负担,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且提升效果十分明显。
表3 减税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
(1)
|
(2)
|
(3)
|
|
LaborProductivity
|
LaborProductivity
|
LaborProductivity
|
Tax1
|
-0.096**
|
|
|
|
(-2.00)
|
|
|
Tax2
|
|
-0.144*
|
|
|
|
(-1.66)
|
|
Tax3
|
|
|
-0.133
|
|
|
|
(-1.59)
|
Size
|
-0.022
|
-0.066
|
-0.009
|
|
(-0.09)
|
(-0.27)
|
(-0.03)
|
Lev
|
-0.309
|
-0.111
|
-0.136
|
|
(-0.38)
|
(-0.14)
|
(-0.17)
|
Age
|
-2.538***
|
-2.589***
|
-2.464***
|
|
(-7.25)
|
(-7.25)
|
(-7.05)
|
Roa
|
-3.520*
|
-4.036**
|
-3.481*
|
|
(-1.96)
|
(-2.28)
|
(-1.90)
|
Soe
|
-1.167
|
-0.937
|
-1.438*
|
|
(-1.40)
|
(-1.09)
|
(-1.69)
|
常数项
|
15.353***
|
15.740***
|
14.656***
|
|
(5.32)
|
(5.29)
|
(5.13)
|
Year_FE
|
YES
|
YES
|
YES
|
观测值
|
75
|
75
|
75
|
Within R2
|
0.678
|
0.681
|
0.678
|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2.降费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表4展示了企业费用负担对生产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回归方程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674、0.680、0.673,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Fee1的系数为-0.45,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费用负担与生产效率负向相关,即企业费用负担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具体经济含义为:平均而言,总体费用负担每降低1%,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会增加45%。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Fee 2的系数为-0.564,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社保费用负担与生产效率负向相关,即企业上缴社保费用著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具体经济含义为:平均而言,社保负担每降低1%,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会增加56.4%。第(3)列Fee 3的系数不显著,同上,说明变量不具有进行经济分析的意义。
表4降费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
(1)
|
(2)
|
(3)
|
|
LaborProductivity
|
LaborProductivity
|
LaborProductivity
|
Fee1
|
-0.450*
|
|
|
|
(-1.88)
|
|
|
Fee2
|
|
-0.564**
|
|
|
|
(-2.12)
|
|
Fee3
|
|
|
0.039
|
|
|
|
(0.05)
|
Size
|
-0.051
|
-0.066
|
-0.028
|
|
(-0.21)
|
(-0.27)
|
(-0.11)
|
Lev
|
0.157
|
0.258
|
0.360
|
|
(0.21)
|
(0.35)
|
(0.45)
|
Age
|
-2.294***
|
-2.242***
|
-2.456***
|
|
(-6.45)
|
(-6.27)
|
(-6.87)
|
Roa
|
-4.363**
|
-4.533**
|
-4.207**
|
|
(-2.46)
|
(-2.57)
|
(-2.31)
|
Soe
|
-0.065
|
0.231
|
-1.224
|
|
(-0.06)
|
(0.21)
|
(-1.43)
|
_cons
|
14.465***
|
14.399***
|
14.235***
|
|
(5.13)
|
(5.15)
|
(4.88)
|
Year_FE
|
YES
|
YES
|
YES
|
N
|
75
|
75
|
75
|
r2_w
|
0.674
|
0.680
|
0.673
|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五、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可知,增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对S市经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影响,一定程度促进了S市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面:减轻制造企业的税收费用负担,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且提升效果十分明显。因此,要继续退出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举措,将减税降费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的研究意味着,要深化S市的增值税改革,增加所得税优惠力度;同时,通过缓缴等方式减轻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整顿不规范的企业收费,扎实推进实质性减税降费,使S市制造企业切实享受到减税降费所带来的政策红利。减税降费反过来会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加F省的生产总值,提高全省的经济发展水平。
但是我们也应该对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更好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稳定增长。
(一)微观层面受众的减税获得感有待进一步提升
宏观层面上减税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政策效应,但是部分微观经济主体可能会因为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或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以及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等原因出现减税获得感不明显的情况。因疫情影响,企业需面对需求不振、订单萎缩、循环不畅等诸多问题,退税对于缓解这部分困难主体的作用相对有限。如作为2022年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重头戏”的增值税留抵税额退回政策,可以发挥效用的对象主要是当期有购进行为产生增量留抵税额的企业、前期积压了大量留抵税额的企业,对于疫情受困无新增营利的企业而言,获得感并不明显。
对策建议:要提升在明投资企业的减税政策获得感和投资回报率,不仅仅在于减少税收成本,更为重要的是降低能源、融资、物流等非税成本,利用各部门职能优势主动作为,打通产业上下游供应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提升投资便利性和投资回报率。S市当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转换新旧动能的关键期,要继续坚持绿色、高效的新发展理念,强化制度创新和保障,以人才为本,为企业源源注入智力动能,打造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推动行政效能全面提升,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制度治理体系,形成市场投资的“成本洼地”和“服务高地”,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迸发新的活力,使税制改革的制度红利充分释放。
(二)减税降费落实机制仍需完善
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具有很强新的组合性和结构性,政策叠加实施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政策体,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基层落实政策的难度。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涉及税种多,涉及企业面广,基层税务部门在具体政策落实上面临时间紧、任务重、风险多等难题,政策落实效果差参不齐。
对策建议:由各省级税务部门主导,着力优化减税降费落实机制,不断完善政策执行和考评机制,更加合理的按排工作推进表和路线图。加强风险预见和防控能力,把问题想在前,有效防范基层执法风险,为政策落实和工作推动加上安全阀。避免出现政策落实盲目追进度,事后督查追责的倒置现象,有伤基层税务部门政策落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因S市地处山区,财会类人才较为匮乏,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财会力量更是薄弱,对政策的掌握往往不够及时、全面、准确,需要各级税务部门充分利用平台便利加强政策宣传,同时基层税务部门要加强政策精准推送和直接辅导,帮助企业充分享受到政策红利。使广大市场主体从被动接受政策输送到主动掌握政策,善于运用政策。
(三)地方财政收支平衡面临新的挑战
随着近年减税降费政策的叠加和影响释放,S市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收支矛盾日趋突出,财政缺口逐年增加,像S市这样的山区地市,原本就不富裕的地方财政更加吃紧。一方面,税收收入减少,土地财政依存性降低,另一方面拉动经济增长的财政刺激政策对财政支出的要求又不断增加。主要表现在:一是各级地方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改革要求,迫使S市地方政府加大支出,以完成改革要求;二是逐步深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级地方财政不得不加大对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区域的支出力度;三是历史累加债务的所导致的利息支出不断增长;四是新冠疫情导致的防控和帮扶支出不断增加,成为地方财政的又一支出增长点。
对策建议:改善和优化财政支出比例,开源节流。进一步压缩和控制一般性支出,为减税降费和投资支出留足空间,分流地方政府资金短缺压力。在把握好多重目标平衡的前提下,确保民生改善和重点领域保障。巩固优化传统财源,引进壮大新兴财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地域特色,创新发展思路,把握住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聚焦大数据与物联网、新能源、健康养老等产业,培育出紧跟时代发展潮流,高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税收贡献率的可持续税源。另一方面,继续保持传统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提质增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钢铁、化工、水泥制造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保障行业税收贡献值。针对严重匮乏的技术和人才要素,充份利用疫情影响,一二线城市人才外流的机遇,打通技术和人才在流动、使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争取人才回流。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挖掘县域财源。做大做强各县特色产业上,通过“一县一产业”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县域经济增长点和潜力税源,优化发展布局。
(四)亟需进一步加大偷、骗税风险防范力度
在2022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中,大规模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影响最广、涉及税额最大的,全年留抵退税规模约1.5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这引起了许多不法分子伺机而动。中央在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安排时强调,要坚决打击偷税、骗税、骗补等行为,严惩不贷。留抵退税管理风险点多面广,如虚列进项扩大留抵税额;少计收入,虚增留抵税额;利用关联企业,转嫁留抵税额;进项转出,暗增留抵税额;利用优惠政策,叠加套取等等多种手段骗取退税,手段具有多样化、隐蔽化、团伙化、跨地域等特征。
对策建议:齐抓共管,形成防范留抵退税造假监管合力。加大税收政策宣传广度和深度,引导纳税人合法享受政策红利。严格核准手续,精确识别资格身份,精准划分纳税主体类型、行业范围及办理留抵退税计算的准确性。加强风险管理,精准划分风险预警级次。加大数据监管,通过数据模型扫描,帮助纳税人及早识别潜在风险,通过风险共控渠道提示提醒纳税人自行排除,有效帮助纳税人避免涉税风险。充分利用税务稽查利剑,对涉嫌骗取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实施有效的稽核查改。建立常态化打击虚开骗税共治机制,联合金融、公安、财政、不动产管理等部门形成共治合力,利用征信系统平台,加强纳税失信信息共享,对纳税人的偷骗税行为,依法公布,形成威慑效应。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清流县税务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