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建王朝的财税变革其实也很简单，依托土地，小修小补，三千多年来有过两次大的变革，出过几位变革的政治家，之所以称为政治家，不说他是经济学家，是因为变革的主要任务是改变之前政策的弊端，而并不是从商品经济中寻找固有的规律。当然历史上出了很多善于搞钱，花钱，弄钱的人，名声口碑不太好，但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只是搞钱，没有想破坏帝国本身的架构，因此和奸臣其实是需要区分对待的。

秦汉时期的财富绝大多数源于土地，商鞅变法以后，传统的分封制和法家只能依靠耕战提升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变得对商人极度不友好，商品失去了流通的意义，一些必需品都是王权特许经营，整个社会就是垄断市场主体，缺乏活力。虽然在汉初“休养生息”的放松下，民间小规模的以物易物有所发展，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等级和尊卑又开始树立，商人依然是整个社会的最底层，加上东汉时期的特殊政治格局，官商勾结使得商业活力丧失，社会僵化。

北魏以后的租庸调制财税改革影响了后续的隋唐宋，也就是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二月规定，每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这种税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也就是每个男丁要获得的田亩数一致，虽然可以用纳绢来代替服役是一种进步，但唐中期以后，特别是安史之乱，大量破坏了田亩的分配，很多男丁其实是没有田亩，或者说官员疏于管理，没有及时更新和调整。更大的问题就是租庸调制从一开始就有特权的课户和免课户之分，这就造成贵族大量吞并土地，农民沦为佃户，而中央的财政却越来越少。

宋，特别是南宋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战争、养官的成本居高不下，到宋朝形成了传统王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榷货（专卖）制度。纸币的诞生和被垄断，给了政府以无限扩张货币、透支社会经济的能力。宋朝终于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中灭亡。

明朝建立更为集权的中央统治，也就是对民众的等级和管理更为严格，在沿用两税法的同时其实增加了边境贸易的市税，关税和舶税，然而明朝初期对于支出的管理过于严厉（官员的工资太低），后期大量的花招频出，在张居正一条鞭法更加简化了征收流程后，明后期逐步确立了银本位制度，清朝又优化了明的弊端，例如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使得这个制度终于有点眉目了，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让我们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体制的寿命恐怕会延续很久。

纵观这三个阶段，有几个弊端是始终无法避免的。

第一：无法量入为出，儒教被定为国教，坚持的是轻徭薄赋。这种财政状态应付正常情况尚可，一旦出现特殊情况，比如大规模自然灾害、战争、外部条件突变财政立马捉襟见肘。历史上唐宋这些搞钱的人如唐李林甫、杨国忠，宋朝的蔡京、贾似道，名声很臭，但真的是他们个人想搞钱还是国库没钱应该比较清楚，就像宋朝的大改革家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其实争议也是特别的多。收入不足，国家却要大肆对外用兵，极度消耗，汉武帝将近百年的积蓄家底全部打光，到了南宋，没钱养兵只能让岳飞呜呼哀哉。

第二：人浮于事，官员的人员机构过于庞大，唐朝增设员外郎以后，官员开始有了实职虚职，明朝更是北京南京两套机构，宋朝灭亡于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资本及信用迟迟未能建立。南宋贾似道的“金融创新”，就是不停地贬值货币得到土地的公有化，因此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威尼斯议会后来推出的政府债是以税收为抵押物的公债，在此基础上的金融革命是有基本的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