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晋商徽商说明代茶税

他们来自黄土高原，来自群山包围的古徽州，来自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他们就是驰骋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群商业骑士，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四海行商。他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戒诈”、“戒欺”的行商风格与现代商业一脉相承。晋商“走西口”的慷慨悲壮，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移民画卷浓墨重彩的一笔，“徽骆驼精神”至今还在激励着一代代经商者奋勇前进，他们，用辛勤劳作成就了一段走出贫穷创造奇迹的神话。

 

开中制站在明代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拐点，在明政府宽松圆融的政策培育下，造就了一代商业神话，成就了中国著名的“商帮”文化。明朝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洪武帝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允许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盐引来补偿，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就赚取这中间的差价，这就是开中制。开中制的实行，为晋商徽商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雄厚，成化年间，徽商雄飞于中国商界。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明末大晋商曹三喜的财产多达白银千万余两，商号国内遍布东北、华北、西北各大城市，国外涉足蒙古、西伯利亚和莫斯科。这些历史，都将中国商道所代表的商业文化载入了明朝以后的史册。作为中国商业的龙骨，他们代表着中国商业的图腾。商帮文化，它所连接起来的，是一个跨度超过150年的经济转型的历程。

 

明代，茶业的发展进入了鼎盛繁荣的阶段，杭州是当时提倡撮泡品饮最早的城市之一。明陈师《茶考》：“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北客多哂之……”当时这种品饮方式一度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时作者亦不推崇。然不过10年，程用宾在《茶录》中称赞这才是“品真”。明代有许多嗜茶又精于茶事的文人，不断总结和积累茶叶的产制技术和烹茗技艺，著书立说，一时成为气候，明代茶书作者中杭州籍有7个。有钱塘人田艺蘅、许次纾、陈师、胡文焕，新安人吴旦、程用宾、孙大绶等。他们用文字记录着历史，如黄宗羲的《余姚瀑布茶》、文征明的《煎茶》、陈继儒的《失题》、陆容的《送茶僧》……一首首千古名作都见证了明代茶业的繁盛。霍山县志茶考有载：每年采茶时，男妇错杂，歌声满谷，日夜力作不休，校慰、寺僧，富商大贾，骑纵布野，倾囊以值，百货骈集，开市列肆，妖冶招摇，亦山中胜事。

 

茶是明代商人经营的重要商品。明人杨一清说：“自弘治十八年为始，招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霍山县志》载：“土人素不辨茶味，唯晋、赵、豫、楚，需此日用，每隔岁，千里挟资裹粮，投牙予质。”砖茶是明朝中俄贸易时的主要商品。欧洲人嗜茶，加之蒙古高原、欧洲和西伯利亚一带不生产茶叶，而该地区主要是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如果长期不饮茶必定会生病，对茶的需求是很迫切的，甚至到达“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故而茶叶就成了中俄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当时，中国的主要茶源在南方的福建武夷山，晋商在南方采集加工，然后通过驼队运往归化，最后西行到达俄国，耗时费力在所不辞。起初是直接将制好的茶叶装箱运输，发现这样运量少而容易变质，损耗大。后来改进工艺，将制好的茶叶压成茶砖，并最大限度地剔除了水分，这样不仅易于存放，而且也不易变质，运输量大大增加。

 

茶叶贸易成了晋商徽商经营上仅次于盐业的“巨业”。 他们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茶号"犹如现在的茶叶精制厂，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茶庄"为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茶栈"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在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造就了“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繁荣景象。徽商已将茶叶贸易经营得有姿有色。

 

茶业在明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明朝曾提出“茶、马，国之要政”。茶马互市贸易始于洪武五年，“马一匹，茶千八百斤”。稍后推行“差发马制度”。成化年间，派遣御史巡视陕西茶事，确立了专职巡视监察制度。但明初，陕西马政由巡抚兼管，后朝廷准都御史杨一清奏请由巡茶御史“兼官马政茶法二事”，使御史巡视监察制度更加完善，这是明朝的一项创举。除此之外，明朝还对官茶的加工、贮藏、调拨极为重视。为了确保运输路线的畅通，还修筑道路，增设驿站，以官运为主，商运为辅，组织军民专业运输，这些措施使官茶的贮藏、加工、运输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制度，这也是明朝的又一创举。可见，明朝已将茶业放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

 

明代茶政基本沿承宋制，定官茶、商茶之制，所谓官茶，即官府对茶的生产者课征的实物(茶)。在河州、秦州、洮州、甘肃、岩州等地设茶马司，以助边政。这里的蒙古族人与明朝商人互通互市，蒙古人用他们的马匹、羊毛以及皮革等物品换取他们每日必须的茶砖，以茶易马。即实行茶马法。当时西北游牧民族对茶需求量很大，朝廷开展茶马交易，实行“以茶制番”、“易马卫边”的特殊政策，既可以增收茶税，又可获取战马，巩固边防，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茶马法的实行充实了边疆马匹，减省百姓养马的徭役，所以是茶的良法。所谓商茶，即茶商向官府交纳实物(或马、或米、或布)，取得引目，凭引向茶户买的茶。明朝商茶一律实行茶引制度，只是因时因地不同，运用不同的茶引形式。“榷茶引税”两制并行是明代茶税的特色。以榷茶易马为主，收税为辅。规定招商中茶有引，上引2．5吨，中引2吨，下引1．5吨，每3.5公斤蒸晒1簏(即竹箱)，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府分得的茶叶用来换马，商人分得的茶叶用作出售，官府再向商人收税茶30％。茶农种茶，按窝计算，每10窝中有官府1窝，并按旧制征茶2两。茶农产茶由官府定价，全部收购。若茶树枯死，则按茶课折钞。每斤茶税钞一贯。若茶园无人经管，则由守城军士经管和采制茶叶，守城军士采制的茶叶80％交官府。茶业的兴旺发达为明朝商业的发展添枝加叶，茶税也成为仅次于田赋、盐税的第三大税种，《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太祖令商人于产茶地买茶，纳钱（税）请引（贩运凭证）。（每）引茶百斤，输（税）钱二百。”茶税作为商业税收的一种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元璋的爱民造就了明朝税收的宽松圆融，但明朝对茶税的征管却是十分严格的，对偷逃茶税的行为制定了十分严厉的法律规定：“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稽查）者，并论（处）死”。太祖高皇帝曰：“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当时安庆公主的驸马欧阳伦，自恃皇亲国戚，大肆偷逃茶税，贩运私茶出境牟取暴利，这件事被明太祖知道后，“大怒，赐伦死，保等皆伏诛。”其茶货全部被朝廷没收。正是由于政府严格执法，全国茶税的征收才能顺利进行。明朝，用一项又一项的英明决策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完美过渡。那群从偏远乡村走出来的商人们，见证了那一段历史的恢弘壮阔。

 

历史轮回，世事更迭。晋商、徽商虽已辉煌不再，但留给今人的除了红顶一时、富甲一方的儒商们衣锦还乡后修建的建筑瑰宝，更有留芳千古的儒家经济道德理念——“儒商精神”，光芒闪耀的“儒商精神”始终抵挡住了历史风尘的湮灭，至今仍被世人借鉴运用于商战搏击。“北有乔家大院，南有思溪延村”， 晋商与徽商，南北遥望，在历史的卷轴上书写了属于商人的恢宏壮阔。

 

 

注解：

（1）思溪延村

思溪延村位于江西省婺源县思口镇境内，始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至今已有800余年。当时建村者俞氏以（鱼）思念清溪水而名。几百年代在 江西、浙江、上海乃至湖南广西等地经商，主要从事木材、茶叶 、盐业等商业活动。经商致富的 人多携资归故里买田置房、兴建 书院，创建了大批府第楼阁、祠堂碑坊等。在婺源，官宅与商宅的建筑有所不同，官宅讲究气魄，商宅注重财运。延村的古建筑处处体现着商人的这种祈祷。整个村落以明清古建筑为主，村落内以青石板铺地，古建群 背靠青山，面临清溪和稻田，四周都是绿地，村庄与秀水青山的 优雅自然风光融为一体。

（2）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又名在中堂，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曾有两次增修，一次扩建，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于民国初年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并集中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大院为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它布局严谨，设计精巧，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被专家学者誉之为：“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因此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名扬三晋，誉满海内外。

（3）徽州

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徽州六县指歙、黟、休宁、绩溪、婺源（1949建国后，被划入江西）、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