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春发  李峥

（注：本文有删减，原文详见福建省税务学会《研究报告》2026年第1期）

【摘要】科学识别税收收入的驱动因素是实现税收精准治理与政策优化的前提。本文构建“价格－规模－结构－税负”四维联动分析框架，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对“十四五”时期福建省税收收入的驱动因素进行系统分解与量化测度，并对2025年上半年福建与全国的税收表现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价格效应反映税收对价格高敏感性，凸显税收作为名义变量的特征；（2）规模效应是福建税收增长主导力量，但其动能呈边际递减趋势；（3）结构效应呈现波动中下降态势且呈现“低波动、高黏性”特征，反映出产业结构转型滞后与新旧动能转换不畅的深层矛盾；（4）税负效应与减税降费政策周期高度契合，呈现显著的逆周期波动特征，且政策效果在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间存在明显分化；（5）与全国比较表明，福建外向型经济结构使其更易受外部需求冲击，2025年上半年规模效应的显著弱势是导致其税收表现低于全国的核心原因。基于此，本文从短期防风险、中期优结构、长期提效能三个维度，提出了增强福建省税收韧性、促进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税收收入；驱动因素；LMDI分解

一、引言

财政部发布的2024年财政执行报告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同比下降3.4%，其占比降至79.64%，相较于2018年的85.3%下降5.66个百分点，而非税收入占比上升至18年来的最高水平，地方政府债务率攀升、土地出让收入连续四年呈现负增长，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此外，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亦显著增加了税收管理的复杂性。国际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局势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等外部因素，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也对中国税收结构的复杂多变造成深远影响。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与财政紧平衡态势交织的背景下，对税收收入驱动因素动态管理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基于此背景，采用LMDI方法，构建了“价格－规模－结构－税负”税收分解模型，并通过福建“十四五”期间税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深入探讨和分析福建省税收波动的关键因素，量化研究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具体驱动和影响税收收入，并进一步拓展运用该模型开展福建与全国差异比较分析。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一）文献综述

科学识别税收收入的驱动因素是实现税收精准治理与政策优化的前提。在宏观经济波动加剧的背景下，传统驱动因素分析框架在解释税收非线性波动及进行区域比较时面临瓶颈。为突破此局限，本文构建“价格－规模－结构－税负”四维联动分析框架，并引入LMDI分解法进行量化测度。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在肯定贡献的同时，指出现有研究的共性局限，从而系统阐述本文分析框架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论优势。总体上，这些研究可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聚焦总量分析，致力于从宏观层面归纳核心动因。例如，金人庆（2002）提出“三因素论”，将驱动因素归纳为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征管加强；谢旭人（2006）、李方旺（2006）扩展为“六因素论”，包括经济增长、物价上涨、GDP与税收结构差异、累进税率制度、征管效率以及外贸进出口；高培勇（2006）强调了“征管空间”的特殊作用；吕冰洋等（2007）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年均推动税收增长4.1%。这类研究揭示了关键驱动因素，但其分析多停留在定性归纳或简单的定量关联层面，未能提供一种精确的分解方法以剥离各因素的独立贡献，因而难以揭示其在不同经济周期下的动态交互机制。

第二类研究关注区域结构性差异，试图解释不同地区间的税负分化现象。学者们将差异根源归结于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林颖，2009；刘书明等，2018；陈文箫，2022）、税制结构和出口退税体制（林颖，2009；张艳彦等，2013）、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增长战略差异（刘书明等，2018；陈文箫，2022）、物价水平（刘书明等，2018）等。这类研究深化了对税收空间异质性的理解，但其分析多基于静态截面数据的比较，缺乏一个统一的、可动态分解的量化框架来揭示不同区域税收增长路径差异的内在驱动力及其时序演变。

第三类研究探索经济结构与税收的内在关联，并尝试构建更系统的分析框架。刘金东和冯经纶（2014）将多种因素纳入一个统一的实证分析框架内，发现行业税负提高带来的部门因素是税收收入增长超GDP增长的最主要动因；骆晓强等（2023）使用社会核算矩阵系统构建经济结构对税收收入影响的分析框架。胡怡建和刘金东（2013）、刘金东和常皓（2016）进一步研究了经济结构之外，如存量资产对税收也有贡献。这类研究在理论整合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对于“经济结构”与“价格水平”“经济规模”“政策税负”等其他维度因素耦合联动，进而综合影响税收收入的内在传导路径，仍缺乏一个可操作、可完美分解的实证模型进行论证。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然而传统分析框架多因素之间常常互有交叉，忽视其背后多维驱动机制，并且各因素的具体影响未进行量化测算，导致因果解释性不足、适应性有限等局限，难以捕捉经济转型期的非线性突变以及开展区域比较分析。因此，精确识别并量化各驱动因素对税收变动的独立贡献及其交互作用，成为深化理论认知与提升税收管理精准度的重要研究方向。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价格－规模－结构－税负”四维联动分析框架。该框架旨在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解构影响税收的核心动因：价格因素反映了通货膨胀或紧缩对名义税收的直接影响；规模因素体现了经济总量扩张对税基的基础性支撑；结构因素揭示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税收构成与效率的塑造作用；税负因素则刻画了政策调整、征管水平对税源转化为财政收入效率的直接干预。进而，通过LMDI分解模型，量化四因素对税收收入变动的贡献度与时变特征，识别不同经济周期和政策背景下各驱动效应的非对称性作用，深化对税收形成动态机制的理解。

（二）“价格－规模－结构－税负”四维联动分析框架

1.价格因素

价格因素衡量了整体物价水平变动，通常以GDP平减指数表征，其核心作用在于充当名义经济规模与真实经济活动的桥梁。税收收入作为名义变量，其增长可能部分源于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而非实际经济活动或税基的真实扩张。通过平减处理，剥离了价格变动的影响，使我们能够聚焦于由实际经济活动驱动的税收变化。

2.规模因素

经济规模与税收的因果关系，是税收理论中最古老且最稳固的基石。税源规模作为税收增长的基础性支撑，直接映射经济总量的扩张动能，其动态演变通过乘数效应主导税收变动的基线轨迹。具体而言，税源规模对税收增长的驱动作用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总量扩张效应，即经济规模的增长直接拓宽税基，形成税收增长的基础性动量；二是效率提升效应，规模经济引致税源密度上升；三是风险缓冲效应，经济总量的扩张能够增强税收韧性。

3.结构因素

税源结构作为经济演变的载体，通过产业税基的动态重组与新兴动能的空间分化，对税收变动产生非线性放大效应。对税源规模来说，税源结构既是其组成和具体体现，又是其扩张的质量约束条件；对税收负担来说，税源结构是其传导中介，体现政策调节通过改变投资偏好而影响结构。而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税基模糊化、区域间产业协同效应等新现象，需重新审视这些业态对经济、税源及税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4.税负因素

税收负担作为政策调节的核心杠杆，直接决定了经济成果向财政收入转化的效率。其弹性调节通过双重路径影响税收系统，具体可概括为：一是直接传导路径，税率调整、减免税政策、征管效能、征管强度等直接导致税收负担变化；二是间接传导路径，上下游产业关联通过产业链网络对经济系统形成辐射，改变经济行为，反作用于经济，进而影响长期税收增速。

以上四项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一个动态联动的有机整体。规模是基础，结构决定效率，税负反映政策干预强度，而价格则充当了名义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转换器。该框架为厘清各因素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图谱。

（三）LMDI分解方法

分解分析方法的兴起，源于学术界对复杂社会经济系统动态演变规律的深入研究需求。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价格波动、规模扩张、结构升级与税负变动四大因素并非孤立作用，而是通过动态交互形成耦合效应，共同驱动税收收入的时序变动。为量化分离各因素对税收收入变动的动态贡献及其交互关系，需要引入能够精准解构多因素驱动机制的分析工具。

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指数分解法因其操作灵活、数据需求相对宽松、更适用于动态时间序列分析而成为更优选择。在众多指数分解方法中，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因其独特的数学性质，被公认为当前最可靠、应用最广泛的分解工具之一，特别契合本文研究需求：一是完美分解彻底消除其他指数法存在的残差项，确保总变动严格等于各因素贡献之和或乘积，结果精确无偏。二是路径无关性，分解结果不受因素计算顺序影响，确保结论稳健可靠。三是零值兼容性，能有效处理实际数据中可能出现的零值或负值，如特定行业退税导致的负税收，这是税收数据分析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四是动态适应性，天然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的逐年、逐期分解，能有效捕捉驱动因素的时序演变特征。

鉴于LMDI分解法的优势，本文基于该方法开展实证分析。把税收收入分解为价格效应（P）、规模效应（S）、结构效应（C）和税负效应（B）。用公式表示为：

这样，LMDI分解方法便通过引入新的权重函数，对权重进行了重新定义，解决了困扰已久的分解余项问题，实现完美分解。该方法的引入，使得对“价格-规模-结构-税负”框架从理论构想变为可操作、可测量的实证检验，为深入解析税收波动根源提供了可靠的方法论支撑。

三、分年度实证结果

LMDI分解结果显示，福建省税收收入增长的驱动因素中，呈现价格先升后降、规模效应主导、结构效应动力不足、税负效应剧烈波动的特征。“十四五”期间（2021-2024年）累计税收增长量为318.91亿元，总体呈现为总量微增、增速放缓、波动加剧态势。其中，价格效应累计贡献108.68亿元，贡献率34.08%；规模效应累计贡献1163.97亿元，贡献率364.99%；结构效应累计贡献-92.96亿元，贡献率-29.15%；税负效应累计贡献-860.79亿元，贡献率-269.92%。这一格局深刻反映了经济转型期税收增长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为税收增长提供了基础性动能；另一方面，产能供需矛盾导致价格波动、产业结构转型的渐进性与减税政策的累积效应，共同对税收增长形成了显著的抵消作用，这种“正向驱动与反向调节”的博弈，正是区域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在税收领域的具体映射。                                                      

表1  分年度LMDI分解结果

（一）价格效应的波动影响

价格效应反映了整体物价水平变动对税收收入的直接影响，其波动本质上反映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通胀或通缩压力对税收的“名义放大”或“收缩”作用。本文的价格指数，参考福建工业开票金额占全部开票金额情况及经济领域专家的常用提法，按照CPI占六成、PPI占四成的组合指数进行测算。

1.总体贡献与阶段特征

“十四五”期间，价格效应累计贡献108.68亿元，贡献率达34.08%，在四大效应中贡献幅度居第二位，体现出整体价格变动对税收的重要影响。从阶段变化来看，价格效应呈现“先升后降”的走势：2021年随经济复苏和通胀抬升，效应值达77.06亿元；2022年后伴随PPI持续走弱，部分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和需求收缩，价格效应由正转负，2023年、2024年分别为-22.43亿元和-18.20亿元，显示出税收对物价变动的高度敏感性，也突显其作为“名义变量”的典型特征。

2.行业结构高度集中

从细分行业看，制造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是价格效应主要来源，四个行业累计贡献超过70%。其中制造业占比持续提高，从2020年的32.3%提升至2024年的36.41%，显示其较强的价格传导能力；房地产占比则从18.93%下降至10.51%，与其市场低迷和价格下行保持一致。

（二）规模效应的刚性支撑作用

1.总量贡献的主导地位

规模效应始终是税收增长的基石，其在各年度均呈现正向贡献。反映经济规模的发票金额长期处于稳步上扬态势，成为税收收入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这一现象高度契合“经济决定税收”的基本规律。从历年变化趋势来看，2021年处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时期，规模效应呈现出突增态势，增长量高达777.52亿元，贡献率173.47%。这一阶段规模效应的显著增长，可归因于一系列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然而，在其他年份，规模效应呈现出增量的边际递减趋势，反映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增长面临着诸多结构性挑战。例如，传统产业的增长动能逐渐减弱，而新的增长点尚未完全形成，导致经济规模扩张的速度放缓；要素成本的上升、资源环境约束的强化以及技术创新瓶颈的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使得规模效应的增长动力逐渐趋弱。

2.政策调整期的稳定器作用

从贡献率来看，2019年开始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对总税收收入规模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在这一特殊背景下，规模效应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贡献增长量332.55亿元，有效对冲了减税造成的短期税负下降。减税降费政策通过减轻企业成本负担，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得以在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保持稳定扩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减税带来的税收缺口，是税收收入增长的重要稳定器。

3.行业支柱的支撑格局

从行业层面来看，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等支柱行业构成了规模效应的核心支柱。“十四五”期间，这些行业分别累计贡献了356.04亿元、183.93亿元、167.98亿元、144.14亿元、91.71亿元的税收收入增量，分别占总体增量贡献的30.59%、15.80%、14.43%、12.38%、7.88%。

（三）结构效应映射产业结构的变迁

1.贡献率变动呈负向趋势

从历年变化趋势来看，结构效应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呈现波动中下降，并从正向贡献逐渐变为负向拖累。“十四五”期间，仅2022年、2023年对税收收入增长产生略微正贡献，其他年度的贡献率均为负向。这一演变轨迹体现了产业结构转型的艰难进程以及其对税收增长产生的复杂影响，凸显了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特征。

2.低波动性特征与结构刚性约束

作为税收变动的中观驱动维度，结构效应展现出相对平缓的波动区间，一方面反映出受分工路径依赖、资产专用性壁垒及技术迭代滞后等因素影响，行业呈现稳定性，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深层约束。“十四五”期间，福建省的结构效应累计贡献-92.96亿元，贡献率-29.15%，其年度贡献率的波动幅度显著低于规模效应与税负效应。具体而言，结构效应贡献率的波动区间为-142.70%（2024年）至5.39%（2023年），而同期规模效应贡献率的波动区间为21.61%（2022年）至202.02%（2024年），税负效应贡献率则呈现-136.49%（2022年）至139.43%（2024年）的波动。结构效应的这种“低波动性”本质上反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性。在经济周期波动和政策调控通过总量扩张或税负调整迅速影响税收时，产业转型由于受到技术渗透、资本重置与制度变迁长期性的影响，难以实现即时响应，形成“结构转型慢于政策周期与经济波动”的典型特征。

3.转型动力的结构性失衡

从长期增速来看，呈现显著行业异质性。“十四五”期间，福建省年均税收增速2.33%。其中，制造业、数字经济等产业形成较大的助推作用：制造业税收受新能源电池产业迅猛增长影响年均增速8.39%，占比由2020年的29.58%提升至2024年的37.22%；福建数字经济GDP规模从2.01万亿元跃升至3.2万亿元，年均增长超12%，成为核心引擎；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相关行业税收年均增速分别为5.03%、14.28%、5.92%、13.59%。

而房地产业既受“要素配置扭曲”深度拖累，又受历史路径依赖影响，在2020年8月和12月房地产企业融资的“三道红线”和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管理”等制度相继出台后，暴露出脆弱性，税收收入占比从20.1%（2017年）的高峰持续下降至2024年的9.5%，“十四五”税收年均增速-9.34%，累计拖累-226.43亿元，占结构效应的243.59%；与此同时，由于房地产牵连的上下游产业链广泛，其低迷态势通过产业关联波及其他产业，金融业、建筑业等传统支柱产业也呈现负向拖累，税收年均增速分别为-5.72%和-1.75%，累计分别拖累-111.91亿元、-121.31亿元，分别占结构效应的120.39%、130.5%。

4.要素配置的极化现象

综合来看，行业分布的极化现象揭示了要素配置的失衡问题。自2000年以来，社会资本过度集中于房地产领域，而实体经济部门创新转化能力不足，未能形成有效替代机制。尽管信息传输、科学技术服务等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呈现正向拉动效应，但占累计结构效应的比例合计仅为12.51%，且税收收入占比均不足3%，导致其对整体结构效应的拉动作用不足。这进一步阐释了结构效应波动受限的根本原因：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但福建省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限制了科技创新进程，在传统行业增长缓慢与新兴产业体量不足的双重压力下，结构效应被限制在有限区间内。

（四）税负效应的政策敏感性波动

1.逆周期波动的总体特征

税负效应作为政策调控的直接载体，在税收收入变动的动态分解中表现出显著的时序特征。“十四五”期间，税负效应累计对税收收入产生了-860.79亿元的拖累，其贡献率为-269.92%，与规模效应的作用方向相反。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减税降费政策对税收增长的双刃剑效应，即长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市场活力，但中短期可能引致财政收入结构性承压。

2.政策周期的强关联性

从历年变化趋势来看，税负效应基本呈现负向影响，且其波动轨迹与宏观政策周期高度契合。其中，2021年（贡献率-66.3%）主要是优化减税结构，延续制造业、小微企业支持疫情影响下推出的税收纾困政策；2022年（贡献率-136.49%）的负向效应对应大规模留抵退税等政策。而2023年的效应转正（贡献率51.81%）则反映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征等政策退出期的适应性调整；2024年减税降费政策优化调整后税负效应正向效应（贡献率139.43%）进一步扩大。税负效应波动轨迹反映了税负作为“快变量”的强政策敏感性，也反映了减税政策对财政收入的短期冲击。

3.行业减税影响分化

从行业角度分析，各行业门类的累计税负效应大多呈现负向特征，而传统基础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税负响应呈现显著分化，这种分化的本质是政策红利与结构刚性的博弈。作为税收减免政策的重点领域，制造业（累计拖累占比23.91%，下同）、金融业（22.95%）、房地产业（13.28%）和批发零售业（12.73%）的税负效应占总税负效应比例居前，这主要源于增值税率下调、留抵退税、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但传统行业普遍呈现“高减免低效能”特征，例如制造业虽然受到政策重点扶持，但劳动密集型模式尚未根本转变，内卷式竞争又加剧行业利润的下滑，而房地产业受需求萎缩和政策冲击影响，这些均削弱了减税政策的传导及转化效率。

相比之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虽然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多重政策强力支持，但通过降低创新成本，促使企业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利润水平进一步提升，其税负效应仍维持正贡献（0.73%），形成“降负→增效→扩基”的财政自偿机制，验证了减税降费“放水养鱼”策略的微观有效性。但由于其产业规模有限，制约了财政贡献的进一步提升空间。这种分化说明政策效能高度依赖行业升级潜力，凸显税负传导的非线性特征。

4.“逆周期强化”挑战

税负效应所呈现的“逆周期强化”特征，对财政可持续性构成挑战。在经济收缩期，政策层面往往加大调控力度，例如2019—2023年全国减税降费和退税缓费等政策减免规模超12万亿元，虽对冲GDP下行压力，但也推高财政赤字率；而进入经济扩张期后，由于政策退出存在滞后性，企业对税负调整的反应亦存在传导周期，导致政策效果与经济周期错配，进一步加剧财政压力。2023—2024年经济复苏阶段，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提高非税收入占比来应对收支平衡压力，这一局面反映出政策设计需进一步考虑政策的“时滞效应”，完善提出“日落条款”等政策退出机制。

四、福建与全国比较分析

为科学识别福建省税收增长路径的共性特征与区域特性，进一步运用LMDI分解法构建统一的分析框架，对2025年上半年福建与全国的税收驱动因素进行对比，并在原有内部结构各因素“变动贡献率”分析的基础上，增加更易于差异比较的“拉动税收增幅”指标，揭示深层动因。

（一）总体效应低于全国

2025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在规模效应驱动下实现微增（增加941.26亿元，增长0.99%），而福建省税收则呈现小幅收缩（-26.56亿元，-1.41%）。这一反差凸显出区域经济复苏动能的分化。从拉动税收增幅的因素看，福建税收增速低于全国2.4个百分点，其唯一的原因在于规模因素（福建拉动税收增幅-0.47%，全国3.6%，拉动差异-4.06%），而在价格、结构和税负效应拉动方面反而分别高于全国0.61%（福建-0.46%、全国-1.07%）、0.18%（福建0.01%、全国-0.17%）、0.88%（福建-0.49%、全国-1.37%）。

表2  2025年上半年全国和福建税收变动的LMDI分解结果

（二）规模效应是核心差异点

上半年，福建发票开具增速-1.2%，低于全国（2.6%）3.8%，导致规模拉动税收增幅低于全国4.06%。细分行业来看，制造业、批发零售、金融、房地产业拉动分别低于全国1.31%、0.5%、0.5%、0.39%，四个行业合计2.7%，占规模差异的66.5%。

归类来看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一是福建房地产销售下行趋势尚未改变，房地产业开票金额增幅为-27.66%，低于全国（-8.22%）19.44个百分点，影响开票增速1.71个百分点；二是与福建省出口密集型产业受外需冲击影响更大高度吻合。2025年上半年，全国出口增长7.2%，而福建省出口额下降7.6%，其中对美出口降幅（-11.7%）高于全国（-10.9%）。上半年，福建企业申报出口销售额同比减少239.47亿元，并且通过产业链涟漪效应放大出口下滑影响，按2024年拉动系数测算，出口带来直接与间接影响合计454.99亿元，使得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开票增速分别低于全国1.06个、2.5个百分点，影响开票增速1个百分点。三是规范政府奖补、清理平台经济也有一定影响，相关行业如金属制品业（福安青拓等）、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增速分别-18.9%、-48.4%，影响开票增速0.76个百分点。

（三）其他因素拉动作用不足以弥补规模效应缺口

价格效应同为负向。上半年，全国PPI、CPI增幅分别为-3.1%、0.7%，综合价格指数为99.18%；福建PPI、CPI增幅分别为-1.3%、0.1%，综合价格指数为99.54%。受全国价格指数特别是PPI更深幅回落的影响，福建价格效应拉动（-0.46%）略高于全国（-1.07%），反映福建工业品价格整体呈现更强的韧性。

结构效应均微弱。全国结构效应贡献-163.65亿元（拉动-0.17%），福建则贡献0.17亿元（拉动0.01%），表明福建与全国类似，产业结构调整对当期税收的直接影响均非常有限，转型仍处于量变积累阶段。

税负效应同为拖累。全国税负效应贡献-1310.83亿元（拉动-1.37%），福建贡献-9.29亿元（拉动-0.49%），这共同反映了延续性减税降费政策仍对财政收入的持续影响。福建在坚持“以数促税”，加强税源基础，夯实征管基础，提升征管效能的努力下，一定程度缓解执行税收优惠政策对税负的负向拉动。

五、小结及启示

本文基于“价格－规模－结构－税负”分析框架，运用LMDI分解法对“十四五”期间福建省税收收入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系统解析，并对2025年上半年福建与全国的税收表现进行了对比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启示如下：

（一）研究小结

价格效应的剧烈波动提示，在外部冲击频发、价格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税收收入稳定性面临挑战。尽管价格因素非常规政策直接调控对象，但其通过税基名义值直接影响收入实现，因此有必要增强宏观政策预见性，健全价格监测与税收风险缓冲机制，避免价格大起大落对财政平稳运行造成扰动。

规模效应是税收增长的压舱石，但其动能正在减弱。“十四五”期间，规模效应对福建税收增长起到绝对主导力量，这印证了“经济决定税收”的基本规律。然而，其增长量呈边际递减趋势，反映出传统依赖经济总量扩张的粗放增长模式效能渐失。2025年上半年的福建规模效应罕见出现负值，与全国正向拉动形成鲜明反差，是导致福建与全国税收增长差距扩大的核心原因。

结构转型滞后是长期性制约，新旧动能转换青黄不接。结构效应累计贡献率始终在低位徘徊，呈现“低波动、高黏性”特征，表明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尽管数字经济、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但体量尚小，其对税收的正向拉动远不能抵消房地产、金融、建筑等传统支柱行业衰退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

税负效应是典型的“政策变量”，逆周期调控特征明显。税负效应累计贡献率波动剧烈，与减税降费政策周期高度契合，是政策意图最直接的体现。但其效应在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间分化显著，减税降费促进经济增长，并转化成为潜在税源的能力还有待提升。

与全国对比揭示出福建当前区域发展的脆弱性，外向依存度高的经济结构更易受外部冲击。 2025年上半年的对比分析表明，外部需求冲击是导致福建税收表现显著弱于全国的核心原因。福建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其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的开票金额与出口订单高度相关。出口下降通过产业链传导，直接抑制了企业销售收入，最终体现为规模效应的显著拖累，暴露了其经济增长模式在逆全球化周期中的脆弱性。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结论，为促进福建省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增强税收韧性，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1.短期策略：稳规模、防风险，对冲外部冲击

2.中期策略：优结构、增动能，推动产业迭代升级

3.长期策略：促协同、提效能，优化财税政策设计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税务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