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农历6月20日，北京炎夏，张居正在长期劳碌后病逝，就在他去世后的第四天，御史言官上疏要求弹劾张居正提拔的官吏，一时间，紫禁城间，红墙内外，气氛肃杀，一批批被张居正重用的官吏被革职，偌大皇宫内，只有挺拔的青松在观望着这人世的沉浮和政治的险恶，昨天还居高堂，今日就踉跄入狱。不久，这把清洗之火就烧到了张居正的头上，神宗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

 

张居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正气吗？他与能与奸臣严嵩保持良好来往，圆润于昏聩的官场间，左手宦竖，右手官僚。他正直吗？他晚年纵欲过度，戚继光送他两名波斯美女阿古丽和布丽雅，又喜服食春-药海狗肾，最终死于温柔乡。他清廉吗？他奉旨归葬，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内附有清洗排泄等设备，吃饭时菜肴过百品。

 

他创造了一个时代，后人冠之以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伟大的政治家。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

 

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明穆宗即位，改号隆庆。这一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张居正上《陈六事疏》，为整顿吏治开出六条良方：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在明穆宗年间，经历了激烈的内阁斗争后，张居正最终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和高拱一起巧妙利用俺答汗孙子来降一事，与鞑靼和解互市，结束了双方多年的战事。在南方，准许广州举办一年两次“交易会”，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穆宗死后，年幼的神宗上台，张居正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张居正得到当时摄政的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完全信任，一切军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决，至此，迈上了张居正变法的新时代。

 

张居正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是他针对时弊推行了一条鞭法，量尽山田与水田，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改变赋税制度，使得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大大改善，也使得身处水深火热的明朝百姓暂时在改革的春风中休养生息，实为继弘治中兴之后，明朝又一段相对安宁的年代。

 

那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接二连三地发生，而“一条鞭法”实施以前，明朝的税制太过繁杂，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豪强漏税极为严重。 “一条鞭法”由此应运而生。“一条鞭法”的内容可概括为：“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说起“一条鞭法”在当时的好处，首先是简化了税目和征收手续。继而取消了“力役”，农民可以“出钱代役”，不再直接负担力役，统由官府雇工应差；将以征收米麦实物为主的田赋，改为除国家需要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改用银折纳；改过去的赋役催征、收纳与解运由粮长、里长办理为地方官吏输。“一条鞭法”新税制，将明初的赋役制度化繁化简，并为一条，并将征收实物为主改为以征收银两为主，即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结束了我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三征（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税制体系。

 

一条鞭法的实行，在役银编征方面打破了过去的里甲界限，改为以州县为基本单位，将一州县役银均派于该州县之丁粮。编征时并考虑民户的土地财产及劳动力状况，即所谓“量地计丁”。

 

在官绅地主的剧烈兼并的情势下，各里之间的土地多寡日益悬殊，原以里甲为编审单位的徭役制使民户的负担越来越不平均，不少农民破产逃徙。一条鞭法的出台使得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大大恢复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明初为保证赋役征发而制定的粮长制和里甲制，也被一条鞭法的实行而打破，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所以，一条鞭法不仅量田、量山，还把民生从沉重的徭役压力中解脱出来，踏踏实实搞农业，也顺应了明朝工商业不断发展的态势。

 

经济发展，对于一国来说，莫过于是最重要的民生。在王朝政治面临溃决时，经济改革总能让其渡过危机。“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而嘉靖年间，国库存粮还不够一年用，空虚体弱的情况被改革一扫而空。

 

与此同时，何况，张居正还对昏聩的吏治下了手。

 

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请行在内政方面提出著名的考成法， 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在当时的奏疏中有以下两条：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二、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考成法使得明朝官僚机构从前朝的死气沉沉苏醒过来，清新之风满布紫禁城。

 

考成法实践了张居正“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的吏治理念。省去了七嘴八舌的议论，将奖惩赏罚统一于公道，决不徇私，使得官员任用有了标准，少了昏官、庸官，多了勤政的廉吏。更为重要的是使地方办结政务有了时限，中央精神能够深入地方。

 

神童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不足以使他成就政治家与改革家的名声。在他当朝的十余年中，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稳定明朝外部环境；他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大大缓解黄淮水患，造福桑梓。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政策的宽度和深度应该是彻底的。

 

一种先进的、革新的制度在腐败的王朝中，能够生存的土壤着实太少，在他死后，一条鞭法迅速被推翻。一条鞭法被破坏的原因，除了政敌反感张居正以外，地方官员及他们的属下都希望通过多征税款，从中渔利，因此虽然宣称按一条鞭法统征各项税歀，但仍继续在一条鞭法之外摊派各种税役，由此导致一条鞭法失效，民众的税务负担失控。

 

张居正本人也被诬蔑为奸吏，直至天启年间才被平反。后人海瑞评价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是啊！如果他是一个善于谋身的人，怎能在满是污迹的明朝官场中不被复杂的政治斗争而耗费了全部精力，怎能把思维全部运用到改革上来呢？我们不需要一个太完美的张居正，不是吗？他绝对是一个个性的、具有理性和抱负的思想者，否则怎能一边怀抱富贵春香，一边造福百姓，就朝政于危难之局呢？在他死后，明王朝也迅速陷入了堕落的深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在最后的挣扎中即将走向灭亡。千古成败转头空，张居正其人的是是非非已不再重要，关键的是，我们记住这个改革家，在一个王朝危难、百姓苦痛的年代，顺应了潮流，留下了无可厚非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