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谈两宋市舶课

说起丝绸之路，我们想到的总是西汉时期贯穿亚细亚的楼兰古道【1】，总自然的联想到那些沉浮于风沙和驼铃里的往事，而那曾经繁荣于两宋的海上丝绸之路却总被默默遗忘，甚至往往随着海上的巨浪一次次卷入历史灰色的空白里。

 

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却又忍不住几分忧愁。承载着华夏文明的两宋“东流之水”曾翻腾在茫茫大海，和着海浪的节拍，从东海岸出发，寻访了亚细亚、希伯来和遥远的欧洲，开辟了丝绸之路的新记忆——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淡然中重拾海上“丝绸之路【2】”的记忆，借着记忆的潮水说说两宋市舶往事，评调古税今制，亦有道不完的话题。在那个风帆远洋的时代，市舶课的发展完善无形中为那条海浪中的丝带染上了绚丽的色彩。

 

谈及市舶课必然要先说说古代的对外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从汉代开始，但那时的贸易主要以陆地为主。尽管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官营的海外贸易，但汉代的海路贸易始终还是涓涓细流，不成气候。隋唐，正式我国封建社会进入辉煌的时期，海外贸易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对外贸易还是停留在茶马古道、丝绸之路这样的陆地贸易，海外贸易也仍没有占主要地位。直到两宋，我国海路贸易才开始真正兴起和发展。两宋时期，政府沿袭唐制，专门设立了管理对外贸易事务的机构——“市舶司” ，海外贸易代替陆路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继而成为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我国对外贸易史上开辟属于它的历史地位。

 

细想市舶课事，记忆的脉络总是不知觉的回到了两宋。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消灭割据广东的南汉政权后，为扩大对外贸易，建立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市舶司”，开创了两宋市舶司设立的先例。不久之后，灭掉吴越割据政权的宋太宗又在杭州设市舶司，以此作为管理两浙路各港口对外贸易的机构。到宋真宗时期，朝廷又于明州（今浙江宁波）设立市舶司。直至北宋中期，就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市舶司，并称“三司”。其中以广州的市舶司最大，最繁盛，“三司”的外贸收入中，广州常占9/10。据记载，当时居住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很多，其聚居的地方称“蕃坊”【3】，外商买卖的场所称“蕃市”，他们子弟求学的地方称“蕃学”，可见当时贸易的状况。后来，为了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宋哲宗时期又相继在泉州和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设立了市舶司，市舶司由原来的三个增加到五个。两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传奇性的朝代，经济上异常繁荣，政治上军事上权威不中央政府在外族的入侵中格外柔弱，名义上的中央却总是向蛮夷“臣服”。 胜景之下，日渐发展繁荣的市舶贸易渐渐成为了东海岸最奇美的风景，恰如东海一抹明珠。可是，风景也总有凋谢的时刻，惊涛骇浪中，战乱纷飞，原本一路向前的市舶贸易业受到过强烈的阻击。南宋时期，因宋、金战争影响了海外贸易，市舶机构的设置也受到一些影响，多次废除、复建，不过从政和二年到北宋灭亡，宋朝政府便再没有废弃，一直维持着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胶西县五个“市舶司”。此外，宋朝政府还于政和三年（1113年）在秀州华亭（今上海淞江）等地分别设置市舶司及管理海外贸易的二级机构市舶务，于政和七年（1117年）使镇江及平江府的税务机构也兼有管理市舶的职能。市舶机构的增加反映出当时海外贸易发展的兴盛状况，随着那些机构的逐步完善我国的海外贸易也蓬勃发展起来。

 

宋代的海外贸易日趋繁盛，但也并不是自由出入的贸易。宋朝对市舶实行统制政策。凡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船只，或出海贸易的国内商舶，都必须经市舶司检查，同时对舶来商品实行垄断制度。宋政府对于海舶出入管制的目的不只要防止漏税，更重要的在于对舶来品的专卖。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市舶司的职责是在管理船舶征收税品及收买货物的同时，也是政府商品的批发所与榷货事务的场所。两宋市舶司的职责主要是查验进出口船舶有无违禁出入运销的货物，办理征税和收购商货事宜。宋朝政府明确规定，凡入港船只所载之货，先由市舶司征税，然后国家从中收买一部分商品，即抽买。征税、抽买之后，市舶司给以凭证，方许与民贸易。抽买的品种与数量随国内情况随时变动，至于出口商品的品种，有一定的限制，如铜钱，南宋时成为绝对禁止出口的物品。“市舶课”就是由市舶司负责征收的一种进出口税。其征收的市舶课有两种，一是抽解，一是抽买。抽解是对舶来货物的征税，税率通常在十分之一左右，但有时达到十分之三四，而且，商品品种不同，税率亦有高低。货物分为细色和粗色两类，“以十分为率，真珠、龙脑，及细色抽一分，玳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 抽买亦称情买，是国家对舶来货物的强制收购，主要有两部分：一种属于政府专营禁榷的，由市舶司全部收购，另一种是对非专营禁榷的酌情收购一部分。凡收购的货物由市舶司解运京师榷易院，国家根据需要或充内府库藏，或交官营手工作坊，供皇室官吏度用，或转售商人获取巨利。除抽解、抽买之外，还有禁榷之制。所谓禁榷，即只许官府收购，配给其值，绝对不准售与商人。禁榷之外的货物再行抽买。无论是抽解还是抽买都是出于对进出口贸易的规范，都是两宋进出口贸易的日渐完善。与此同时，两宋市舶机制也是一步步走向完善，走向规范，为后来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的重要的借鉴。

 

为了“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朝统治者鼓励海上贸易，对市舶十分重视，凡来华贸易的外国客旅，国家出资，设宴款待，如来华市舶少，或不来，则派吏出海招致。当时的对外贸易比前代空前发展，交易的品种由宋初的50余种，发展到南宋的300余种，市舶课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绍兴七年皇帝赵构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可见，市舶课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

 

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两宋之利，市舶课居其首。两宋的市舶课，从财政和税收的角度上来说开辟了中国历史一个新的纪元。两汉隋唐时期，我国对外贸易虽然也十分发达，商品远销印度欧洲，但是始终没有完整系统的税收财政制度为之相匹配。两宋时期却不同，海上贸易发展了，对外贸易再度繁荣，而且还出现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市舶课制度。从税收的角度来说，市舶课就是原始的进口关税，而相关的市舶机构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而有关海上进出口贸易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管理运行机制，即使是当时的西方，也只能是望尘莫及。

 

站在东海岸的浪头上，我们总会情不自禁的想起那逆流上方的往事，想象繁荣兴旺的两宋的市舶码头，那灰色的海上丝绸之路，年月经久，却还是有道不完的话题。

 

 

注解：

（1）楼兰古道

出敦煌过玉门关、阳关，就走进了茫茫大漠戈壁。当横贯大陆的贸易开始时，匈奴封锁了沿天山东部更易通行的路线，于是中国人只好选择了一条更靠南的路线。为了使这片沙漠地区易于跨越，在楼兰东北方向分布着一些补给站，使得旅行者能够及时得到给养。只有当地的楼兰人才能够充当补给站的角色，他们同时也充任向导。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这条交通线路上开始“使者相望于道”。当时的楼兰城一年中接待的往来使团商队多的可达2000多人，少的也有五六百人。　商旅的往来促使楼兰繁荣起来，其中中原的丝绸更是在此大放异彩。西方商人来此购买丝绸，满城的丝绸生意红红火火，可谓“开城丝绸涌，闭市绢锦惊”。但是，不知何时开始，这条曾经风光无限的丝路古道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的史籍竟然对此毫无记载。于是，多年来，这条神秘的楼兰古道不断吸引着后人探寻的目光。

 

（2）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3）蕃坊

中国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侨民在华聚居区，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早期组织形式。又作“番坊”、“蕃巷”。当时来华的阿拉伯(大食)、波斯商贾被称作“蕃商”、“蕃客”，故名。为便于商贾出海，多位于沿海港埠，如地临晋江的泉州城南，珠江北岸的广州府城西南部之海山楼等地。坊内有清真寺(麦斯吉德)、养育院、市场、公共墓地等设置。领袖称“蕃长”或“都蕃长”，由侨商中推荐德高望重、有才干、有宗教学识的穆斯林长老(Shaykh)选充，经中国皇帝审批后诏命认可。同时蕃坊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政府管辖和领导，为中国政府服务。这是蕃坊组织的一大特点。故史学家认为，蕃坊的伊斯兰教虽属外来民族或侨民之宗教，但它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最早的穆斯林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