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罢，话两税

听一曲旧乐，宛如瞬间拉近了年代久远的背景，烟胧寒水，似迷似幻，古道长安街长街又断....

 

多少个轮回，世事仍是玄幻般地不忘上演，远去的盛唐岁月时隐时现。悉知，构筑“盛唐气象”底蕴的，是国家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而经济的繁荣与国家的安定，与唐前期实施的租庸调有极大的关系。然，进入高宗武周时期，战争不断，军费开支德浩大，政府的赋税收入急剧下降，日益增多的兵役和赋税负担都加在课户身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得人口大量流散，而这时的课户，只占全国总户数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唐皇朝既失去了征收赋税的土地，又失去了交纳赋税的人丁。这样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也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之始，也紧紧连着王朝盛衰。为了维持唐王朝的统治，不得不加强对户税和地税的征收。由于户税和地税收入不断增加，地位日渐重要，为向两税法过渡创造了条件。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杨炎为宰相。杨炎面对着土地兼并严重，户籍混乱，田亩转移，人口流散，吏治败坏，藩镇截留税收，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等情况，宰相杨炎跪在皇帝面前磕着头据理讲道：“赋税财收是国家根本大事，就像是活人的喉咙，天下的治与乱、国家的强与弱都由它决定。”随后提出两税法，开创了中国费改税的先河。根据史籍记载，两税法的内容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饶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

 

以前的财政思想一向以量入为出为原则，杨炎他以“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作为其制定税收总额的总原则。根据国家的财政支出数，匡算财政收人总额，再分摊给各地，向民户征收，意在限制滥征苛敛，减轻人民负担。两税法将过去的租庸调和户税、地税及各项杂征合并，统一征收，以户税、地税为基础，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既不分主户客户，也不分定居或行商，所有居民一律在所居之地征纳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作为征税的另一原则。税额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寡确定，废除以前的租庸和杂税。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两税法规定不分主户和客户，一律以定居为依据，交纳“居人之税”，至于行商则按三十分之一纳税。两税法税额的计算基础，是以大历14年（公元779年）垦田总数所应交纳的钱谷总额分摊到各州县，按各户贫富等级征收。其中“田亩之税” 部分，仍按上述规定由纳税人缴纳谷粟，其余各税一律折合货币交纳，并以此为以后各年应税额的标准。

 

实行两税法后，停止了其它一切两税之外的征科名目，把地税、户税、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合并到一起。也改变了过去那种“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分夏秋两次征收，减少了纳税项目，简化了纳税手续，且纳税时间上规定“各有不便者正之”，体现出灵活性，还特允“其鳏寡孤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礼记·礼运篇》），鳏寡孤独的老人及有疾病残疾的，皆能有所养。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剥削，也缓和了当时已经尖锐了的阶级矛盾。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经朝廷派官吏到各地检查核实户口，共清查出主户三百八十万户，客户三十万户，一律编入当地户籍。由于纳税户的增加和赋税承担面的扩大，一般自耕农民的赋税负担减轻了，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大大增加了。两税法施行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达到三千多万贯，比实行两税法以前增加了一倍以上。两税法集中财权于中央，整顿了财政制度，消除了以前财政上的混乱局面，打击了大地主和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两税法实行后，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经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两税法规定以货币计税交纳，这在我国财政史上是一大进步，它有着积极的意义，这是肯定的。但由实物转为金钱，出现了实物抛售，使物价下降，农民吃亏，加重了负担。税项摊分全国各户，因摊分不均匀，各州税率不均，故税率重的州相继出现逃亡的民户。两税制打破传统井田、均田一贯的平均地权政策，从此田亩可自由买卖，使兼并之风再起，土地再走回秦汉时代趋于集中的旧路，社会再呈现贫富悬殊的不安和病态。再者，农税之评定是以田亩计而不论土质之高下，故富户持有良田者输税同于持有瘦田之农户，使贫富差距更趋明显。

 

两税法虽把租庸调合并在一起，化繁就简，但日子一久，政府把它的来历给忘记了。遇到政府用钱，自不免要增加新税，这些新税本来早已有的，只是已并在两税中征收，现在把此项目加入，即等于加倍征收各项税收，这是两税制税项不明之弊。但是，两税法失去均田租庸调为民制产的精神。两税只重征税，并无分田平民的内容。其征收本以贫富为差，但评定民户之富贫只能根据各民户拥有之土地作为标准，是以两税法遂演成亩税。

 

可知天海风涛曲，也杂人间怨断言，一笔，一墨，写尽两税下的民间疾苦。然，税制改革，历来是极其艰难的事情，尤其是国家处在由盛转衰的趋势之中，甚是艰难。两税法的制定和颁布施行，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作为一场赋役制度变革，从酝酿到实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却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后世史家亦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截然不同，但从历史发展的眼光评价两税法，应该说这一变革，适应了当时封建土地关系的转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可以说两税法代替租庸调与府兵制，固然与王朝的覆亡有一定的关系，但如果在那样的背景下不对此进行改革，不仅租庸调制与府兵制根本无法进行，而且还会加速唐王朝的灭亡，如果历史可以重演的话，也许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注解：

（1）：杨炎简介: 杨炎，［唐］（公元七二七年至七八一年）字公南，凤翔天兴人,别号小杨山人。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卒于德宗建中二年，年五十五岁。美须眉，峻风寓，文藻雄丽，豪爽尚气。父丧庐墓，号慕不废声。河西节度使吕崇辟掌书记。德宗时，累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两税法，一变租庸调旧制。当时便之。初炎矫饬志节，颇得名。后党元载，坐贬。及得政，睚眦必仇，果于用私。以刘晏劾载及己，贬晏忠州，诬而杀之。及罢相，为卢杞所构，赐死。后诏复官，谥平厉。炎著有文集十卷，制集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系苏弁所编，并行于世。

（2）：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简述:唐德宗（779年——805年在位）李适(742年-805年)（适发音为Kuò），天宝元年（742）四月十九日生于长安大内宫中。他是肃宗的长孙、代宗的长子，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但好景不长，他14岁那年（天宝十四载，755）的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四川，从此大唐帝国陷于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在大唐帝国的盛衰变迁中，德宗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