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说唐朝租庸调制

敦煌深深深几许？唐人之盛盛之极。当年唐太宗泼墨写下一句“秦川雄帝宅，涵谷壮皇居 ”至今日，在国外许多地方，仍习惯将华人称为“唐人”，并有专门的“唐人街”，可见，盛唐的气象影响如此之深远。

 

失如此多娇江山，留与后人愁，遥想隋炀帝早年平定陈朝，统一南北，只因荒淫残暴，葬送了江山，自己只落得几亩雷塘田葬身。久乱之后，人心思治，久分之中，蕴育一统，存于隋朝动乱末世的李渊，适时起兵，征服群雄，再见一统；随后爆发的“玄武门之变”，迎来了人们交口赞誉的“贞观之治”，他广开言路，选用贤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后的高宗时期，唐代的版图达到了最大，显庆末年，高宗患风眩头重，难于操持政务，“无字碑”的主人——武则天得以逐渐掌握朝政。在位十五年间实行了比一般男性更为严酷的统治方法，因而受到后人的强烈谴责。然，她当权前后，生产发展了，疆土开拓了，文化提高了，和许多国外也有了广泛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为唐太宗的“开元盛世”的局面埋下了铺垫。

 

一代女皇武则天死后，在宫廷的几度喋血后，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皇位，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到“安史之乱”爆发，是唐朝的“开元盛世”。唐玄宗在位最初20年里，合理的赋税制度，使得唐朝出现了兴盛的景象。一代诗圣杜甫在《忆昔》中的描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不正是真实的写照吗？然，他执政时期的赋税制度又是怎样的呢？

 

农业——一个朝代的经济基础，唐朝亦是，均田制则是大唐王朝赖以生存的命脉。于是，开元九年到十二年（724），唐玄宗任命宇文融主持长达四年的检田括户。在括户的政策中，在赋税上给予附籍逃户优惠的待遇，规定“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使得括户大获成功。解决了户口问题之后，经济水平发展迅速，国家的税收也比往年增加了许多。检田括户对于巩固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扩大耕地面积，缓和阶级矛盾，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劳役、兵役来源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唐朝推行的“租庸调”税制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诚如太宗所说：“今省徭薄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则其富有矣。”（《贞观政要·论务农》）。

 

租庸调法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主要赋役制度；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朝代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税收制度的集成。它是源于北魏到隋朝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力役制度。“租”，这种按田以农作物为课征对象所收的税，自夏朝以来早已有之。而“调”这种以手工业品为课征对象所收的税，与东周时代的“布缕之征”属于同一类。“调”的名称，较早曾见于东汉明帝的诏令之中,到了东汉末年，曹操便正式普遍征收了户调。当时调的负担是每户绢2匹，绵2斤。至于代役租形式的“庸”，周期已有原始力役形式的开端，至唐始改为实物征课,以直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在我国封建税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公元619年3月6日初定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缴纳“租”栗二石,“调”随乡土所产，每年缴纳绢（或绫、拖）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每丁每年必需服徭役二十日，有闰月加二日；如果不服谣役则可以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若国家有事须增加服役者，凡加役15天，免调，加役30天则租调俱免；每年的额外加役，连同正役，不准超过50天。租庸调法还规定出依照灾情轻重，减收或免收租庸调的具体办法。公元624年又作了详细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免交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就只问丁身，不问财产。

 

对于这种建立在均田法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税制，是以“人丁为本”征收的，唐德宗的内相陆贽曾把它概托为三句话，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北魏、北齐、北周皆调绢一匹，唐则减为二丈，只相当于前代的一半；北魏规定男十五岁即成丁，纳租调，北齐、北周是十八岁，唐则定成丁年龄为二十一或二十二岁。成丁年龄提高后，原先十八岁授田的规定没有改变，这样农民在达到授田年龄后，就可以有三、四年不纳租调，这也是一种减税的政策。

 

租庸调税制就其本身来说并不复杂，在执行中，由于岁有丰歉，人有迁徒老死，管理却也繁琐。但是由于大体上做到了在农民内部实现均田均税，到了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唐朝的户口已增加了3倍，达960万户；政府每年租税收入已达到钱200余万贯，粟1980余万石，庸调绢740万匹，绵185万余屯（每屯为两），布1035端（每端为5丈），为唐王朝聚敛了巨额的财富。

 

在租庸调制以外,又将地税和户税定为常税,增加了交纳钱粮的数量，使户、地两税在政府收入中的地位大大重要起来。据天宝年间计帐统计，地税每年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户税二百万贯，资课及勾剥约四百七十余万。这三项收入大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和租庸调所征约略相等。但这无疑也扩大了纳税者的负担面，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土地买卖和兼并的盛行，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政府又不断加重赋税，致使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政府控制的纳税人数越来越少，财政收入也随之减少。这样，租庸调制行已无法继续下去，租庸调法遂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为两税法所代替。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玄宗爱屋及乌，在“开元盛世”的歌舞升平中，纵情声色，渐肆奢欲，怠于政事，终于酿造了“安史之乱”，最终落个无法安享晚年，被逼迫让杨贵妃自缢，再经马嵬驿时触景伤情：“马嵬坡下泥土处，不见玉颜空死处”，被转移到太极宫监控，身边的太监高力士被流放，在这样的环境下更觉寂寞，有人形容他的晚年：“南内凄凉西内荒，淡云秋树满宫墙。由来百代明天子，不肯将身做上皇。”

 

注解：

1、武则天“无字碑”介绍：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区向西北方，五十公里处的乾陵，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陵前并立着两块巨大的石碑，西侧的一块叫“述圣碑（或称述圣纪碑）”，东侧是武则天的无字碑。自秦汉以来，帝王将相无不希望死后能树碑立传，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女皇帝的石碑却没有刻一个字。

2、人物简介：

1)：宇文融简介：唐玄宗开元时同平章事。开元十七年(729)六月—九月在职。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县)人，开元初任监察御史。时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流失，税收受到影响。他建议检括逃亡户口和籍外占田，充使搜括户口，并自任劝农使，率劝农判官20余人出使各地，清出客户80余万和大量土地。他善于荐举人才，在相期间，荐宋璟为右丞相、裴耀卿为户部侍郎、许景先为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在相位仅百日即罢贬为汝州刺史，又流严州，卒于途中。

2):陆贽简介：陆贽(754～805) 唐代文臣。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字敬舆。大历八年(773)进士,中博学宏辞、书判拔萃科。德宗即位，召充翰林学士。贞元八年(792)出任宰相,但两年后即因与裴延龄有矛盾，被贬充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州主管官的佐吏），永贞元年卒于任所，谥号宣。有《陆宣公翰苑集》24卷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