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西晋的户调制

《世说新语》记载：石崇每次宴众多的宾客，常令美人陪酒。客人饮酒不尽情的，就将陪酒的美人交给黄门斩杀。石崇与王恺争富，极尽奢华绮丽。武帝是王恺之甥，每次都帮助其叔。他将一株高二尺多的珊瑚树赐于王恺，他便将珊瑚树显富给石崇看，石崇看后，用铁如意将它击碎。王恺表示惋惜，石崇竟说：“不要生气，我还给你。”于是命左右搬出家里珍藏的珊瑚树，有三尺、四尺，全部是绝世珍品，王恺惘然若失。司马炎得知王恺在斗富中失败时，不但没有加以阻止，反而赐给其叔一株更珍贵的珊瑚树，希望他能够斗赢石崇，助长了奢侈浪费之风在西晋盛行。

年华渐远，岁月之风划过古时的琉璃留下一层斑驳。公元256年，魏国皇帝曹奂禅让皇位给晋王司马炎，其登基成为西晋开国君主，史称晋武帝。“王凌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公元280年（太康元年）晋灭吴，全国重新统一，结束了近百年的分裂局面。西晋统一天下之初，因为常年战争的原因，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口也急速下降，百姓的生活十分贫苦。贵族、官僚争相隐匿户口，侵占田地。晋武帝司马炎登位的第二年就下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存益劝。”（《晋书·食货志》）。百姓在政府的诏令下开荒数千倾，有的州郡修渠灌田几万倾，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太康元年(280年)，为加强对自耕农民的控制，限制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平均田地及保证国家赋税徭役的徵发，晋武帝司马炎颁布了户调式这一经济财政制度，是我国古代赋税征收体制上的重大变化。占田制：即农民的占田和课田：男子一人有权占土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是应种土地的限额，不是实际授与的地数额。在占田之中，丁男有五十亩、次丁男有二十五亩、丁女有二十亩要课税，这叫课田。每亩课田谷八升。不管田地是否占足，均按此定额征收。占田制对当时的西晋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决定性的意义。解决了原来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门，或游食商贩，加上服役为兵者，有一半人不从事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穷困等问题。让实施了半个世纪的三国时期的屯田制走出了西晋的经济舞台；户调制：凡是丁男（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立户的，每年交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男女15岁以下至13，61岁以上至65为次丁）立户的，纳半数。边郡民户的户调，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的纳三分之一。东汉末年，公元200年(献帝建安五年)，曹操在兖、豫两州征收户调，征收物为绵、绢。公元204年（建安九年)，正式颁布户调令，规定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这是历史上首次颁布的户调制。西晋实行户调制不仅鼓励农民将农业与农民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进行生产劳作，而且可使农民避免因家庭人口增加而带来的增税之累，增强农民的生产劳作积极性。品官占田荫客制：即士族地主有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贵族官僚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族。从一品官到九品官还可以荫佃客十五户到一户，荫衣食客三人到一人。意在保障贵族、官僚的经济特权的制度，也在名义上限定贵族、官僚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以制止土地兼并和隐瞒户口。

户调制度的推出改善了西晋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出现了牛羊遍野，粮库充盈，四海归一，天下康宁的“太康之治”。

晋武帝司马炎不但没减税，还想尽花样向老百姓要钱，卖官鬻爵。买官卖官的社会文化背景使整个阶级体系的思想都遭到严重的迫害。西晋文人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和平民百姓一样没有任何的安全感，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久而久之，只图今生之乐，而无他朝之忧的思想便形成了西晋特有的虚无主义思想。西晋的虚无主义致使这一朝出现了一批坐而论道的清谈家和放荡不羁的颠狂名士，如“竹林七贤”【1】。而志得意满的晋武帝，开始了荒淫无度的生活，为了满足其私欲，在遴选后宫嫔妃时下令全国禁婚，灭亡孙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的五千名宫女纳入。他的后宫宫女竟然多达万人。司马炎为了方便临幸，乘着羊车在后宫内逡巡，停在哪个妃嫔门前便前往临幸；而众宫娥为求皇帝临幸，想尽办法，用羊最喜欢的桑叶加盐水让它停留在门前，为引诱羊车前往无所不用其极。

晋武帝的种种恶劣行迹使得群臣争相效仿，当时的统治阶层上行下效，从上到下奢侈无度，攀比成风。于是出现了《世说新语》【3】王恺和石崇斗富。官吏们在虚无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生活得极为奢侈浪费，西晋产生了“何不食肉糜”【2】的晋惠帝。于此同时，边境的少数民族迁入中原，引发少数民族与汉人的冲突，郭钦、江统等人相继以《徙戎论》【4】，建议晋武帝用武力将内迁的少数民族强制徙迁回原住地，但晋武帝并未采纳。他罢废州郡武装、大肆分封宗室、允许诸王自选长吏，并使诸王掌握兵权，按等置军。为日后发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5】种下前因。对于一个开国君主来说好享受和不负责这两项缺陷，对国家、民族的危害甚至超过昏庸和残暴，使原本可以繁荣长久的西晋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公元316年（永嘉五年），西晋灭亡，中原地区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帷幕。这个在战争中建立又在战争中迅速灭亡国家，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短短的37年。一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中所写：

王浚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注解：

（1）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晋初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他们不拘礼法旷世不达，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常聚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下，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 ，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2）“何不食肉糜？”

    晋惠帝司马衷（公元259年－306年），字正度，晋武帝司马炎次子，西晋第二位皇帝，统治时间是从290年到306年。期间发生了八王之乱，西晋走向亡。

晋惠帝执政时，天灾人祸不断，很多百姓没饭吃，活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惠帝听见臣下报告这件事，同情之余也大惑不解，问道：「何不食肉糜？」意即那些饥民没饭吃的话，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如此「语出惊人」，加上其它愚行，令晋惠帝被后人广为嘲笑，被归入昏君之列。

 

（3）《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后人为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别，故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

此书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召集门下食客共同编撰。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依内容分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等，共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特性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价值很高。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的小说发展影响尤其大。《唐语林》、《续世说》、《何氏语林》、《今世说》、《明语林》等都是仿《世说新语》之作，称之“世说体”。

 

（4）《徙戎论》

    公元299年（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西晋陈留圉，今河南省开封市东人）于齐万年事件之后，作《徙戎论》著称于世。文中提到“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称戎狄是“人面兽心”，建议摒除胡人，“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崇基拓迹，谋及子孙者也。”，“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徙戎论》从内容看，是继承《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说法，完全以华夏的利益，认为“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历史评论家柏杨也认为“江统把灾难全部归罪于蛮族，根本没有触及问题核心；只看见疯子杀人，而没有看见是谁把致疯的毒药放到对方碗里；强迫蛮族喝下致疯的毒药，而痛责他们发疯，诟骂他们性情贪婪、凶悍残忍，是把事情本末倒置”（《柏杨版资治通鉴·八王之乱》）。

 

（5）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

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公元291年～306年）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公元290年（太熙元年）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软弱，不能理政，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使贾氏家族掌握政权，于公元291年（元康元年）与楚王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废皇太后杨艳，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然后反诬楚王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遹，次年杀之。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不断进行内战。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只八个，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且《晋书》将八王汇为一列传，故史称“八王之乱”。

先是，统领禁军的赵王伦联合齐王冏起兵杀贾后。公元301年（永宁元年），赵王伦废惠帝自立。伦篡位后，驻守许昌的齐王冏起兵讨伦，镇邺的成都王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伦。齐王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公元302年（太安元年）底，河间王又从关中起兵讨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冏，政权落入乂手。太安二年，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合兵讨长沙王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 ，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乂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长沙王乂，将其交给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成都王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东海王越对成都王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成都王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河间王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公元305年（永兴二年），东海王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颙。公元306年（光熙元年），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百姓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西晋国力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民族矛盾爆发。

从晋怀帝永嘉元年的307年到311年五年中，由于晋朝国内没有武备、从永嘉三年起连续遭受旱灾、蝗灾等严重自然灾害、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因素影响，使内迁割据都城附近的匈奴集团占领洛阳，晋怀帝被匈奴军队俘虏，并且在次年遇害，其侄愍帝被拥立于长安。另外，匈奴军队杀太子、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共三万余人，并挖盗陵墓、焚烧宫殿。史称：“永嘉之乱”。此时皇室、世族已纷纷迁至江南、西北、东北。到了公元316年，匈奴兵攻入长安，俘虏了愍帝，西晋至此宣告灭亡。

中国东晋时期塞北多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趁中原的西晋王朝衰弱空虚之际大规模南下建立胡人国家而造成与中华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即五胡十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