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推行“盐引”“盐钞”

宋代的行政区划分为二十三“路”,其中淮南分为东、西两路，东路治扬州，西路治寿春。“扬州路”是淮南东路的别称，辛弃疾词作中“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即是指淮南东路。扬州路管辖下的两淮地区所产食盐，称为“末盐”,即粉末状的散盐，以区分当时另外两个著名盐区——四川蜀中和山西解州——所产的“井盐”和“颗盐”。

两淮盐区实行“官监民制”,即官府对制盐亭户进行登记，并按照人头制定制盐任务，任务之内的称之“额盐”,必须卖给官府；任务之外的称为“浮盐”,由官府作价收购，民间不得私藏、私卖。官府收购成品食盐后，实行“官般官卖”。“般”,通“搬”,即官府运输、搬运，然后卖给盐商销售。众所周知，食盐的销售有巨大的利润，那么哪些商人有资格销售食盐呢?这就涉及宋代一个很有特色的盐税制度——“折中法”。

“折中法”是宋代为保障边疆军用粮草而设计的一种机制，其第一步“入中”,即商人将粮草入纳至边州；第二步“折中”,是政府根据入纳的粮草折算为相应的物资偿还商人。这里的折算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数量上，“折中”的价格高于粮草实际的价值；二是在物品上，“折中”是发放“交引”,商人凭据“交引”到京师兑换现钱，或转换为“盐引”“茶引”,再到盐、茶产区兑换盐、茶实物以贩卖获利。可以看出，无论“交引”“盐引”,其本质都是有价证券，“盐引”还兼具特许经营及提货凭证的作用，因此民间很快出现买卖“盐引”的交易，即最终销售盐的商人可以不用不远万里去“入中”,而只要购得“盐引”即可。宋政府也注意到了“盐引”既可兑现、又可流通的特点，并利用其征收盐税。宋仁宗年间，两淮盐区开始发行“盐钞”,商人可以直接付现买钞，盐钞载明盐量及价格，商人持钞至盐场交验，就可领盐贩卖。在本质上，“盐引”“盐钞”都是政府凭借食盐专卖来获取盐税收入的方式。有宋一代，盐税收入一直是朝廷至关重要的财源。

宋代两淮地区的盐税管理官员中还出现了数位杰出的知名人物。晏殊、吕夷简、范仲淹先后担任过两淮地区的盐仓监官，后来都官至宰相、副宰相(参知政事),与韩琦、陈升之、王安石、王珪在扬州“四相簪花”的故事相得益彰，成为一段佳话。

元代设立“盐运司”

“盐运司”的全称是“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官衙简称“盐运司”,任官者简称“盐运使”。我国自汉代起开始盐铁官营、专卖，并设立盐铁使，但将盐税管理单独析出并设立专门机构则始于元代，其最初的衙门就设在两淮地区。据《元史·职官志》记载，元初扬州被确定为江淮行省的首府，之后元政府设立淮南江北行中书省，扬州又成为淮南江北行省的首府，管辖范围达到今天湖北、安徽、江苏三省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在公元1277年，元政府将两淮都转运盐使衙署由今泰州迁至扬州。

为了配合扬州的盐税征管业务，元政府又于1300年在真州(今仪征)、采石(今马鞍山境内)等处设立批验所，查验盐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大城镇真州，从这里出口的盐，足够供应所有的邻近省份。大汗从这种海盐所收入的税款，数额之巨，简直令人不可相信。”

史料记载，元代两淮盐运司共管理盐场29所，分别位于今天南通、泰州、盐城、淮安和连云港等地，每一盐场下又分为若干煮盐的单位“团”,“团”下面再分为两至三户“灶”,“灶”下面由若干家盐户组成。这样，就形成了“行中书省一盐运司一盐场—团—灶一盐户”的盐业管理体系。随着生产工艺和管理流程的不断进步，元代两淮地区的盐业产量和盐税收入也大幅提升。1329年，是元代两淮盐区盐产量的最高峰，当年“额办正余盐九十五万七十五引，计中统钞二百八十五万二百二十五锭”。元代的一“引”为四百斤，一“锭”为银50两，即当年产盐3.8亿余斤，盐税收入白银1.4亿两，盐税收入之丰厚，以至有“两淮盐税甲天下”的说法。

这里还有一个很多朋友不知道的小典故。元代50两一锭的银锭，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元宝”。“元”即元代，“宝”即宝货，而最早的元宝就起源于扬州。今天在扬州仍有一条元宝巷，巷名即来源于元代在此设局铸造元宝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