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宗的赋税思想

“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惟其末年，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壸，外则委于宰臣；然其不致于废坠者，则以去世祖为未远，成宪具在故也。”这是中国国学经典《元史》【1】里对元成宗铁穆尔的守成的评价。

 

元成宗铁穆尔生于1265年，元世祖孙、太子真金之子。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太子真金去世。按照嫡长子继位的传统观念，元世祖忽必烈把希望寄托在真金之子铁穆耳身上。

 

为培养储君的各方面才能，忽必烈派铁穆耳统兵讨伐叛王哈丹，接着又派他镇守蒙古汗国故都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掌管北方防务。同时派开国四杰之一博尔术之孙、御史大夫玉昔贴木儿做他的助手。铁穆耳在东北与和林的经历，使他与精锐的北方驻军结下了特殊关系。御史大夫玉昔贴木儿一直请求忽必烈立铁穆尔为皇太子。

 

真金（因被传欲篡位，郁郁而死）死后，忽必烈在政治上保守倾向有所发展，在立储问题上也欠缺原有坚定。蒙古族的继承制盛行的是“幼子守灶”制度——正妻所生的幼子享有继承全部家产的权利。蒙古侵入中原之前，为游牧民族，崇尚勇武，家族中兄弟相残的事情动辄发展为部落的分裂。幼子可以养在父母身边，年老可相照应。然而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中原宗室，总是奉行长子即位，即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即正妻所出的长子。在封建社会，只有嫡长子才享有继承父亲地位的权利，而幼子特别是庶出的，地位低下，有时甚至不如有权势的下人。忽必烈进驻中原后受汉人文化的影响亦开始行地长子继承制。如忽必烈立长子真金为皇太子。

 

即使如此，“幼子守灶”的继承制度在以后元朝皇帝即位时，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元成宗铁穆尔便是其中一个。有人把他的即位作为“幼子守灶”此蒙古旧制的胜利。

 

忽必烈在御史大夫玉昔贴木儿的再三请求下，终于将皇位传于铁穆尔。但忽必烈在为铁穆尔授皇太子宝时，只遣领太史院事阿鲁浑萨理前往漠北将皇太子宝授予铁穆尔。他并没有像对待真金那样发布诏书、授予玉册。甚至连铁穆尔本人及其母亲都一无所知。

 

二次建储的草率，以致日后铁穆尔登基时未能避开忽里台制度（蒙古社会长期沿袭的世选制度）。真金的长子甘麻剌不服忽必烈的遗诏，欲予以篡改，且其在朝中也不乏支持者。铁穆尔与甘麻剌争执不下。真金哈敦弘吉剌氏阔阔真倾向铁穆尔，于是提出有利于铁穆尔的建议——萨禅罕耳（忽必烈）曾经吩咐，让精通成吉思汗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你们二人轮流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人看看谁更为精通。铁穆尔口才极好，而且声音优美，于是轻易地过关了。而且丞相伯颜和御史大夫玉昔贴木儿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威信执行忽必烈生前的遗愿。玉昔贴木儿对晋王甘麻剌说：忽必烈已驾崩多时，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可汗以及大家力推铁穆尔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首领，你还有什么好说！””晋王甘麻剌说：“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进，伯颜配合玉昔贴木儿共同推戴成宗。元成宗铁穆尔，顺利即位。

 

即位后，元成宗为感激其祖父忽必烈的赏识，曾宣布其统治政策以“守成”为基本方针。并对支持他的人，大肆奖赏。就在元成宗即位的第一个月，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中书省臣言：“陛下新即大位，诸王驸马赐予，宜依往年大会之例，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即赏赐金银分别为原来的5倍与3倍。根据这一原则，给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其实，在成宗即位之前，元朝财政状况已不容可观。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中书右丞相完泽上奏曰：一年国家的税收收入，总共只有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其中包含未有至京而在道者的税收，因军旅及织造物料馆传俸禄的，自春至今，总共支出三百六十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今年的支出数额已超过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矣。由此可见，该年财政赤字已达660238锭，竟占全年财政收入22%！由于中央财政的极度匮乏，伯颜等不得不动用至元钞本以弥补亏缺，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成宗即位后，急需解决财政问题，其中赋税制度是不容忽视的。

 

于是，为了弥补国库的库空，在各地增加课税的戏目又再一轮上演。如，大德三年（1299年）山东转运使阿里沙等增课钞四万一千八百锭，得到“赐锦衣人一袭”的奖励；七年十月，安西转运使于常课外增税算五万七千四百锭，“人赐衣一袭，以劝其劝”。

 

不过，元成宗并不是一味地增加百姓的负担。他既然在即位诏书中宣布自己将奉行先朝的成规，就要有实际行动。中书右司员外郎王约上书元成宗，奏本中较为具体地表达了成宗的守成政治方针。如在赋税方面，王约建议实行轻徭薄赋：废除一些当下不必要的土木工程，免除一些历年堆积所欠的债务赋税，重新核实纳税的农户，这样就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让百姓有喘息的机会进行农业生产；设立义仓，赈济一些贫苦孤独之人；开放打猎等禁令，实行有利于农业的措施，以安抚民众。

 

王约的建议被成宗采纳，成宗继续实行世祖末年的减免赋役、赈济灾民等宽大的政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六月，成宗下诏减免所在本年包银、俸钞，以及内郡地税和江淮以南州县当年的一半夏税。后来又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元贞元年（1295年）下诏停止一切非急需的工程营建，免除本年五月以前积欠的钱粮。元贞二年（1296年），要求权贵豪绅交纳所隐匿的江南田租，以减轻小民负担。大德二年（1298年），因水旱成灾，下诏减免受灾郡县当年田租的十分之三，受灾严重地区全部减免，老弱残疾及人丁稀少的民户免除三年差税。同时，停止了当年的一切土木工程。第二年，成宗派使节巡视各地，了解民间疾苦。免除当年内郡包银俸钞和江南夏税的十分之三。在减轻民众负担的同时，成宗三令五申要求地方官员鼓励农桑，发展生产。

 

元成宗不仅减轻百姓的赋税，还敢于从寺院中夺回编民。这不仅维护了百姓的利益，更是维护了政府利益。“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可见，元朝对佛教的信仰是多么地奢华！而这些奢华的背后，是黎民百姓无休无止的辛劳！大德六年（1302年）正月，成宗命札礼忽而带、阿里等治理江南影占税民地土；同年十一月又下诏“江南寺院凡续置民田及民以施入为名者，并输租充役。总之，成宗这一举既利于民，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难。

 

不过，元成宗在赏赐方面，却是欲罢不能。即使，中书省臣屡加劝止，元成宗却是“虚心接受，屡教不改”。大德三年（1299年）正月，中书省臣上书元成宗说：皇上用来赏赐皇宫贵族的银两动辄上万，于此每年的收入，半年就用完了。现在我们都是借着“钞本”【2】度日啊！臣担心理财不适当，钞法也崩溃了啊。由此可见，伯颜等中书省臣看到了财政赤字的严重局面，而且也是不断地劝止成宗停止或减少对诸王勋戚的赏赐，只是效果并不明显。

 

纵观元成宗的一生，不可否认其在位期间推行的守成政治所取得的成就， “去世祖为未远，成宪俱在故也”，对他的评价是蛮贴切的。因他有一颗以民为本的心、并能够悉心接受汉族人及其文化。当时，虽蒙古族进入中原有许多年头了，但仍有很多蒙古贵族排斥汉族文化，蔑视汉族人。而元成宗深知，只有以汉人的统治方式才能保证蒙古的基业代代相传。

 

只是可惜，元成宗为报答忽必烈的赏识之恩，实施“守成政策“。毕竟一个国家是要发展的。坚守阵地，只会丢了原本的东西。与时俱进，才是硬道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元成宗纵有些许过错，但其毕竟守着祖先的基业完好无缺，对于元朝的基业这也算是一种功德吧！

 

 

 

 

注解：

【1】《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由宋濂（1310～1381）、王濂（1321～1373）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2】宋 元 时发行交钞的后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