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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夷信仰以革命 怎奈小农局限多?
日期:2019-12-09    来源:原创   

——小述太平天国运动与其经济赋税制度

洪秀全的故乡座落在广东花都的郊区,尽管洪秀全一共有兄弟姐妹四人,但洪秀全是家里唯一有机会进入私塾学习的孩子,也是这个家庭唯一的读书人,洪秀全一直被这个家庭寄予厚望,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够踏入仕途,出人头地,因此从13岁开始,洪秀全就开始踏上了科举考试的征途,然后或许是命运的捉弄,接连几次参加秀才考试的洪秀全都未及第。1837年,洪秀全再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他在府试中再次名落孙山,这一年他已经25岁,距离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落魄秀才,却卷起了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

 

那时,满清在走过两百一十五年的坎坷浮沉之际,国已非国,政已非政。不仅遭受对外战争的困扰,也倍受国内消耗性的内部动荡的折磨,两次鸦片战争已让人看清了满清统治的腐朽与无能,此时的民间已开始渐渐觉醒,开始用一系列的办法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在思想上,以魏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西学大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则在革命和起义的道路上,狠狠地消磨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而太平天国运动做出了“师夷上帝以制满清”的尝试。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义,后来自行洗礼,并在广东花县首创“拜上帝会”。1850年,广西持续旱灾蝗灾,饥民遍地。9月初,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要求会众到桂平市金田村团营编伍,饥民蚁附,很快集结达两万人。同年11月太平军在蓉村江木桥伏击清军成功。农历十二月,他们在金田村内的韦氏大宗祠,举行拜上帝仪式,并宣布国号为太平天国。1851年1月11日(咸丰元年),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起义,是为金田起义。洪秀全称天王,建立“太平天国”。同年3月23日,洪秀全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同年秋季,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封东、西、南、北、翼五王,其他四王皆归东王杨秀清节制。南王冯云山制订了太平天国初期的官制、礼制和军制,又创造了一套独特历法,在太平天国内使用,并且实行公有财产制。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江宁(今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在此,随即展开北伐及西征。由此,南方多省尽归太平军,而坐拥安徽、江苏、湖北、江西、浙江等省。

 

从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宁开始,到1864年天京陷落结束,十余年中,太平天国实际上是以一个国家的形式来运行的,在这个政体内,有自己的官吏系统,有自己的军事组织,当然也形成了特有的经济制度以及赋税制度。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天父诗》等几本书之内。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太平天国的经济以及赋税制度,与太平天国这些理论纲领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既体现了太平天国人无私财、均等主义的主张,又带有太平天国领导集体小农思想的诸多局限。

 

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在《天朝田亩制度》之前主要依赖圣库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起义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圣库的物资来源,包括了起义初期持上帝全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所获的战利品;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等方面。这种建立在人无私财的原则基础上的圣库供给制度,在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它首先是吸引了贫民群众踊跃参加起义。其次,圣库制度保障了太平军的供给。战士们的家属在天京,有圣库解决生活问题,因此无后顾之忧,能专志于“杀妖取城”而开创太平天国的大业。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随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成为了太平天国的基本纲领,其基本内容是关于土地改革制度,同时提及中央及地方政制,还涉及经济制度。作为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全面进行社会改革的革命纲领。其中“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是对一切私有制度的否定。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指出“普天下皆兄弟,”“凡分田,按人口,不论男妇,算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好丑各一半。”这些平均主义思想和原则虽然超出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可能实现,但它集中地反映了广大农民渴望得到土地,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的愿望,鼓舞着人民向封建制度冲击。

 

而与《天朝田亩制度》相配套的是太平天国的田赋。在太平天国占领区里,土地一般仍属地主所有。佃户向地主交租,田赋的征收也仍沿旧制,向地主征收。杨秀清等在定都天京后向洪秀全上书:“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太平天国赋,主要分地丁和漕粮两项。漕粮纳米,一年一次。地丁纳钱,分上忙、下忙两次征收。为了便于征收,许多地方是沿用清官府原有征收簿册作征收依据。而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力量比较强大的地区,地主受到革命势力的打击,有的逃亡,有的不敢向佃户收租,有的佃户也不肯向地主交租,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采取变通的办法,改为随田征税,直接向佃农征收,即着佃交粮。此外,太平天国对官僚的“妖产”和庵、观、寺、院,公田、学田等一律充公。也行“着佃交粮”,有的史学家认为,“着佃交粮”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创举。根据史料显示,太平天国的田赋征收较之清王朝有着十分明显的优点。首先太平天国杜绝浮收。在田赋征前,先发易知由单,使人民知道他应纳的数目,并在单上写明:“该监军等如敢浮收粒米……许该粮户据实具禀,即行按天法。”在地主、文人留下有关太平天国田赋的史料中,也没有太平天国田赋浮收的记载。杜绝浮收,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其次,太平天国田赋制度的合理性表现在灾荒减免、小户免征,富户多征上面。1862年,浙江海宁一带歉收,太平天国政权就曾根据灾情轻重,对民户给予不同程度的赋税减免,或七五折、或五折、或三折,也有全部豁免的。

 

由此可以看到,太平天国在经济和赋税制度方面融入了均富的思维,并且在政策上向老百姓倾斜,这也体现了以农民为政权基础的太平天国在经济赋税制度方面的小农化思维。当然,既然作为一场农民运动,在经济制度和赋税制度上,太平天国也未脱离小农思想的局限。如《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部主张平均主义的经济纲领,其实,平均主义正是农民意识的表现,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大约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根据天京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这个建议,经洪秀全批准施行。这是对《天朝田亩制度》莫大的讽刺,事实上承认了《天朝田亩制度》在当时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由于连绵不绝的战争,太平天国不可能在安定的局面下有效推行《天朝田亩制度》,大部分时间里,这部纲领被束之高阁。

 

而更大的局限性体现在太平天国领袖没有走出历朝农民起义的阴影,在取得政权后,迅速堕落了,成为了享乐主义的代名词,有如前朝的李自成。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力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大建宫室,穷极壮丽。洪杨虽然口头上也讲“节用而爱民”的道理,但进入大城市后,讲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像病疫一样地滋长起来。与此同时,洪秀全等也继承了历代农民领袖愚昧无知的小农世界观,当天京行将陷落之际,洪秀全竟声称他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如铁桶一般。太平天国的反满号召因其基督教理念而受到损害。捣毁庙宇神像及扰乱农村生活的做法,得不到文人与农民的同情,太平军那种人人皆为兄弟姐妹的概念与儒家的礼仪和社会等级思想互相冲突,他们禁止夫妻同居的规定则违背了基本的人伦。此外,太平天国基督教的非正统性也激起了外国人的反感。故而,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既背弃了中国人,也背弃了西洋人,其起义的群众基础是较为肤浅的,只是在小农阶级备受压迫的情势下,借机于宗教发展起来的小农集团,盲动主义和落后色彩十分浓重。

 

1864719,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被攻陷,湘军将领曾国荃一把火点着了洪秀全的天王府,大火着了几天几夜,这场大火不仅使得方圆十几公里的天王府化为灰烬,也使得太平天国政权瞬间灰飞烟灭。

 

这样的奢靡,这样的无知,使得太平天国坐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命运的大好良机面前自毁长城,把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变成了一场内耗的战争,太平天国使得当时的人口迅速下降,所在地区的生产力破坏严重。成也败也?时也命也。

 

 

 

 

 

注解:

(1)太平天国诸王:前期五王包括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后期重要的王包括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

 

(2)湘军: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正规军无法抵御,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湘军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除了镇压太平天国时期的曾国藩创建的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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