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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盐仍哺汉子民 满廷却失变革机
日期:2019-10-21    来源:原创   

——小论清朝盐课

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

 

页页红楼梦,字字血泪痕。见者无不为曹雪芹巧夺天工的文字所痴醉。但,文学映照的是,曹家由盛到衰的没落心路,而算起曹家先祖的显赫,恐怕大家都能理解家道衰弱的困苦。曹雪芹的先祖曹锡远原为明朝沈阳地方的官员,被满清俘虏后,归入满人八旗正白旗,到了曹雪芹祖父曹寅时,曹家已成显族,据载:曹寅幼时为康熙伴读,历任本旗旗鼓佐领,内务府慎刑司郎中等职。1690年,曹寅以内务府广储司郎中衔出任苏州织造。1692年,曹寅继承父业任江宁织造,并与其姻亲苏州织造李煦轮流兼任两淮巡盐御史。那时,江南织造、两淮盐课【3】都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由此可见康熙对于曹家的极度信任,而曹寅一直表现良好,两淮的盐课在康熙一朝开始重现前朝的辉煌,清康熙二十六年,用于两淮盐外运的河道疏浚,南起淮安市淮阴水利枢纽杨庄,经淮安涟水、灌南、灌云,北到连云港市区玉带河,贯通六塘河、灌河、新沂河、五灌河、车轴河、古泊、善后河等。当时在这条河域上,盐课所经,官舫故舶,帆樯相望,盐运经济十分繁华。盐商们摇扇于两淮盐运使的衙门,徜徉于美妙的盐河风光,经略淮盐,笑傲江湖,攫黄金如探囊取物,那时,两淮盐号称馈食遍六省,税课甲守内

 

所以,清朝初年,清政府能够迅速在全国稳定政权,恢复盐业,扩大税源成了其在经济上稳定大局的重要举措。举几个例子来说,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就包括,整顿盐法,以确保军队供给。那时,清朝刚接手明朝的财政摊子,发现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为了减轻老百姓负担,顺治元年,首次颁诏废除明未盐课加征。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

 

清前期内地共有十个产盐区【2】,所产之盐均按一定地域分配销售。而在清朝,以盐商为主的专卖制度基本确定下来,其中众多制度,传承至今,对当代的盐专卖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清朝,实行盐专卖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为盐作为国计民生所必须依赖的产品,有着其特殊的地位,对盐买卖的控制,实际上也就使中央财政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证。据《清史稿·食盐盐法》记载,在乾隆十八年,盐税达到七百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光绪末年,这一数字达到共二千四百万多。宣统三年, ,盐课年收入约四千五百万多。由此可见,进行盐专卖给予清政府利益的巨大满足。另一方面,清朝对盐专卖的各种改革,也是出于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清初,因为满族范围内缺乏产盐地,所以需要大量购买食盐,但由于战乱和与周边地区关系的恶化,所以很难保障民食军需。因此,当清朝统一全国后,马上开始对食盐进行专卖的严格管理。虽然在清朝中期和后期,盐法在各地并不统一,甚至产盐之地的督抚可以自行制定盐法,但这种多种政策的并行局面也并未改变其盐专卖的框架。“清以满族入主中夏,凡历朝国有营业,大都开放,许人自由,惟食盐贩卖,与货币之制造权,绝对不准人民营业,故前清刑法上,私贩与私铸,视为钦犯。”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政策的作用,使清朝的食盐基本未成为社会动荡的最大因素。

 

清朝盐专卖所采用的方式是其盐专卖中的票引即盐引,在清朝专卖制度中,盐引可以算是其控制盐流通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清朝,盐引是项特权,盐商只有拿到盐引后,才有资格从事盐的买卖和流通,否则会以私盐贩卖来处理。

 

政府颁发盐引给特许专商,按引征收盐课,商人纳课承引后在指定的盐场按盐引规定的数量购盐,然后运至指定的地区销售。此法的最重要制度为引岸制度和特许专商制度。引岸制度即划定行盐地界,商人各按地界销盐,互相不得侵越。在征税方面,清朝对食盐的课税主要是场课和引课,此外还有税课、包课等名目。场课亦称灶课,征于盐场及制盐之灶户,课目很多,各地不尽相同。在东部海盐产区,灶课之征长芦有白盐折价、盐砖折价、边布公费、滩税、草荡税、锅税等;山东有灶丁、灶地、滩地、草荡、锅面、白盐折色、民佃盐课等;两淮有草荡折价、沙荡折价、仓基、砖池等;两浙有灶丁、灶田、盐田、荡坦、仓基、团墩、灰场、涂淤课税余粮、水乡库价等;福建有依山附海丁地、丘折公费等;广东有灶丁、灶地。盐漏、盐灶等。在四川、云南井盐产区,灶课主要为井课和锅课。灶课所征无多,最多者两浙年征额11.4万余两,两淮年征9.5万余两,其余均只有万余两。清前期盐课收数,顺治初约征56万余两。以后全国统一,增引加课,到嘉、道时,连正、杂都在内额征银750万余两。但实征不到此数,乾隆以后各朝每年实征盐课银大约只有500多万两。其时国家有事,如遇庆典及用兵等,每每要盐商出银“报效”,多或数百万两,少亦有数十万两,而政府就常以减免盐课作为回报。

 

然而,清朝也与前朝一样,在由盛转衰中,盐务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加剧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势力的侵入,盐政弊端日益显现,加盐税成为加强封建剥削的重要手段。从咸丰五年(1855年)起,除了征收盐税正额外,清政府在全国举办“厘金”,盐厘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税源,甲午战争后,清廷财政支出恶性膨胀,与财政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庚子赔款前,每年约差2000万两,光绪二十八年(1902)庚子赔款开始后,就差3000万两以上。为维护摇摇欲坠的腐朽政权,清廷加紧财政搜刮。首先就是增加赋税,向各省分摊。其次就是摊入盐税和厘金。光绪二十年(1894)盐税共收入674万两,宣统三年(1911)增加为4631万两,约增加6倍。而朝廷增收盐税最大的受苦者莫过于百姓,盐价飙高导致百姓吃不起盐,从咸丰年起,清廷就不断增加盐税,随之,盐商也提高了盐价,即盐斤加价。盐斤加价是惊人的;两淮直隶等地,咸丰年间一般每斤盐约20余文,后增至3040余文;山西临汾则由16.7 文涨到34文;福建由10文增到20余文。四川食盐咸丰年间起便销往湖北,每斤也从20余文增到40余文。河北文定县,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每斤盐28文,宣统元年(1909)加到44文,1920年增至银48厘,其他地方也都成倍增加。

 

盐政的腐败一直到清朝覆灭也未见转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虽然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辉煌,但是盐课的流变所折射出的是,一个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而固步自封、无心变革,导致华夏民族陡然跌进历史的深渊,国耻连连,受尽凌虐。这个甘做井底之蛙的统治阶层在古代史和近代史交割之际,无疑在史书上书写了令人扼腕叹息却又痛恨不已的曲折篇章。

 

 

注解:

  1. 题头诗:

《红楼梦》中十二金钗之一宝琴所做的《西江月》。

 

  1. 清朝产盐区:

清前期内地共有十个产盐区,所产之盐均按一定地域分配销售,分别为:长芦盐区,所产盐销于直隶全省及河南的部分地区;山东盐区,所产盐销于山东全省及河南、江苏、安徽三省的部分地区;两淮盐区,所产盐销于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部分地区;两浙盐区,所产盐销于浙江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部分地区;福建盐区,所产盐销于本省;广东盐区,所产盐销于两广及江西、福建、湖南、贵州等省的部分地区;四川盐区,所产盐销于本省及湖北、云南的部分地区;云南盐区,所产盐销于本省,不颁引,按井给票;河东盐区,所产盐销于山西全省及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陕甘盐区,所产盐销于陕西的部分地区及甘肃。

 

  1. 两淮盐课:

明清两朝,两淮盐业更达到极盛,清朝嘉庆年间《两淮盐法志》记载:“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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