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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朝代的背影
日期:2019-09-29    来源:原创   
一个朝代的背影

一个朝代的背影

——清初圈地令和更名田

满清的入关一直就是一部复杂的矛盾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残暴被永久的载入了史册,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爱情故事也被后人当做茶余饭后的经典谈资,孔尚任的《桃花扇》记载的李湘君和她的姐妹们的忠君泪、报国心,这一切的一切都极大的丰富了满清入关的历史卷章。

 

一个朝代的开拓之路是残酷的,满清入关揭开了清朝建立的序幕。为了达到摧毁汉族的民族认同的目的,满清统治者选择拿百姓的风俗习惯开刀, 多尔衮 “留发不留头”的严厉剃头令成功的引爆了满清入关屠杀的悲剧,满清要把汉族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踩在脚下,这就遭到了汉族人民坚决的浴血反抗。即使赴汤蹈火举家殉难也在所不顾。扬州十日,是豫亲王多铎犯下的罪行,嘉定三屠,是汉奸将军李成栋欠下的血债。满清标榜满汉一体的衣冠发式,一开始麻醉了“好死不如赖活”的汉人的神经,但当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才如梦大醒遂怒不可遏,于是热血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咒骂满清政府用钢刀硬弩强行推广“剃发令”的言辞一夕之间竟成燎原之势。“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作为汉民族的灾难和耻辱也被永久地记忆在人们内心深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名族的征服似乎永远都习惯用热血来为自己铺路,在无数令后人震惊的残暴背后一个伟大的民族开始积淀成熟。也许,只有经历了血的代价,才能换来令后世惊艳的盛世辉煌。

 

满清入关,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改朝换代。 当剃头令的杀戮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遮盖,留下的是明末清初因兵患战乱带来的满目疮痍,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国家出现了“有可耕之田,而无种田之民”的悲哀。“孑遗者百无一二”、“靡有孑遗”,甚至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据《明会要》卷五十载:明万历六年四川省有“户26,2694,口310,2073”。到清康熙24年就陡减至“1,8090丁”,出现了有史以来四川人口的最低记录。兵荒马乱,平民百姓无家可归,无田可耕,背井离乡,举足他迁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了,于是,历史上有了湖广填四川的辛酸。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似乎都要以民众的死亡和土地的荒芜作为代价。

 

面对国家的满目疮痍,满清统治者惊慌了,于是,一系列的挽救措施接踵而至,如果措施得当,对百姓无疑是烈日下的甘霖,但清初的统治者一开始却让百姓失望了,这也许不应该给予责备,试问哪一个朝代在前进的道路上不经历一番挫折与磨难?明末清初,王朝易鼎,清朝统治者出于狭隘的民族利已主义的目的,以战争胜利者的姿态颁布实施了残酷的圈地投充政策,清世祖于顺治元年以皇帝下诏的形式将圈地令合法化,于是,“圈地自此始”。清初的圈地主要是在畿辅地区推行的。 名义上说是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侵占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产业。但人的贪欲一旦被激发似乎永无止境,受地的八旗贵族、官兵居然还借口土地瘠薄,不断新圈拨换。仅顺治四年正月一次圈占的畿辅41县沃地就多达99,3707晌,使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满洲贵族手中,成为皇庄、王庄和旗地,掀起了清初土地兼并的高潮。伴随圈地政策的同时,则是投充政策的畸形发展。所谓投充是指汉族农民投靠满洲贵族为奴。清初允许各旗收投充以供役使,原意为贫民开生路,后却渐悖原意。投充不仅加剧了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而且由于皇庄、王庄和旗地等享有的减免赋税的特权,也使国家人丁正赋大量减少。清初大规模圈地导致“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如在直隶,由于大量圈地,汉族人民整村整村“无田无家”, “困于饥寒”。 土地兼并不仅直接造成了国家人丁赋税的大量减少,更导致农民阶级对封建统治者的离心离德,对王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当一个国家走投无路时,历史总会派一位英雄出来拯救苍生,面对全国百姓的民不聊生,康熙,这位极为重视历史经验的帝王,他认识到“前史之乱率起于饥”, 于康熙八年正式发布永远废除圈地的政令,把将近17万顷明朝藩王的“荒熟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为其永业,名为‘更名田’”。康熙帝“嗣后永不许圈”的谕旨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来了福音,封建统治者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被暂时的缓解了,他对圈地政策进行补救,把庄田更名为耕种它的农民的与其他田一样赋税的私田。清朝政府通过更名田的形式使自耕农拥有了合法的土地所有权,使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实现了自耕其地的愿望,改变了清初许多地方“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的局面,农民的生产热情被激发了,清朝前期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但是,由于在实行更名田以前,很多地主豪强侵占了不少藩产,广为搜索,所以,更名田的好处实际上多为地主豪强所取得。但康熙帝带给百姓宽容圆融的坏境却被后人永远的感激。清代的“更民田”政策,承认农民已占有的明朝官田为私有田。将官田给农民的政策,使庶民土地所有制得到发展,也令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不断产生,稳定她们的地位。在土地私有的发展历程中有不可预估的历史作用。

 

康乾盛世,是清朝的一座醒目的标志,它的繁盛应该来源于它宽松圆融的税收环境,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宽容被永久的载入史册,顺治年间,清朝政府规定各省赋税制仍用明“一条鞭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赋税既量地又计丁,圈地运动使土地大量的集中在地主手中,无地少地的农民就要吃亏,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就占便宜。清初继续贯彻此法,农民害怕按人头征税,大量逃亡,而政府因此也难掌握人口实数,征税困难。康熙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让丁税固定了下来。康熙皇帝即位后,蠲免钱粮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而且每一次的数量都很巨大。蠲免钱粮就是免交赋税,据史料记载,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免除天下钱粮计银1.5亿两。清政府就用这一系列的赋税的宽容来福泽百姓,他保护自耕农的措施最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的环境使许多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小块土地,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最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农村集市网逐渐形成,这些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农业生产领域,商业性农业得到了充足发展,“康乾盛世”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生,这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话题,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关于土地制度进行阶级博奕的同时,清初的统治者清醒了,面对民不聊生的现状,使百姓有可耕之田似乎才是当务之急,根本的途径就是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实现土地与劳动力的合理结合,这才是正确处理土地与民生的关键所在。康熙帝曾说:“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而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咸丰享豫大之体。”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农民得到土地而对新王朝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构成了王朝统治的坚实基础。这才是历代治国的根本,君王认识到这一实质,治理起国家似乎也就有宗可依了。“圈地”“更民田”这一项又一项的措施,让我们认识到统治者出发点总是好的,都想让自己的臣民安居乐业,但在摸索过程中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圈地对百姓的危害,更民田对百姓的福泽,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说是一种经验,历史的经验,对后世,是财富。土地是农民的根,千百年来,百姓对土地的依赖与情感叫历史都感叹了,我们在脚下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对它的情感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轻易取代的,只有处理好了百姓与土地的关系,万物才会和谐,国家也才能真正的成长,前进。这也许就是统治者所要参的禅吧。

 

 

注解:

(1)扬州十日

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在清灭南明弘光政权之战中,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率扬州军民誓死抗御清军围攻,守卫扬州,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杀清兵数千,最终壮烈就义,清定国大将军多铎下令屠城10天,有死亡八十万人之说(数据不可信),史称“扬州十日”。

 

(2)嘉定三屠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全国百姓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汉族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纷纷起而抗清。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反剃发斗争尤为顽强激烈,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冒雨奋战,城中无一人投降。清军忿而屠城,杀两万余人后弃城而去。次日朱瑛又率众入城,组织抗清,旋败,再遭清兵屠杀。八月十六日明将吴之藩起兵,反攻嘉定,亦败,嘉定第三次遭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3)《桃花扇》

清初作家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创作,三易其稿写出的一部传奇剧本,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剧情以明代才子侯方域来江南创“复社”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并赠题诗扇。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以李香君的事件对南明的命运进行探索和思考,尽管她是一个妓女,可是她在民族命运的危急时刻能牺牲自己来报国,可是作为南明的统治阶级不想自己作为阶下囚的滋味,而是一味地荒淫无耻,他们“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姐妹们的忠君泪、报国心,而只要她们作为一个女人最可怜的色相。”这前后的对比是如何鲜明和强烈,李香君不胃权贵,她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南明灭亡的血泪史,可歌可泣。

 

(4)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故事

陈圆圆本来是田宏遇家的一位歌妓,有一次田家招待吴三桂,陈圆圆在厅堂表演歌舞时,吴三桂对他一见倾心,而田宏遇为了拉拢这个青年将军,答应把陈圆圆送给吴三桂,怎料好事多磨,前方狼烟四起,一道圣旨下,吴三桂只能匆匆告别陈圆圆奔赴边关。吴三桂走后,李自成打到了京城,吴三桂的父亲与陈圆圆俱为李自成部下所俘,明知陈圆圆是吴三桂的爱妾,但还是把她当妓女一样凌辱,消息传到吴三桂那里,他冲冠大怒,高叫“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一气之下投降了清兵,这个投降让大汉奸的罪名就世世代代扣在了他的头上,永生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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