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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忍加派小民?
日期:2019-08-26    来源:原创   

——从万历矿祸说明朝矿税流变

漫道小民度命难,只怪当官都姓贪。而今君看长安道,不见青天只见官。

 

万历三十年某一天,天还未亮,紫禁城巡马急急,皇帝下榻的寝宫一片热闹。一夜无眠的万历皇帝后悔自己要废除矿税,他接二连三地派内使去追回成命。作为文官的沈一贯【1】认为废除矿税是皇帝遗诏,岂能随便收回。最后因万历催逼过急,沈一贯迫不得已,交出了遗诏。当时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要么充当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要么一门心思、想方设法从农业那里试图压榨到更多的收入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根本无视国家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万历皇帝明白真要解决危机,反对在无以复加的田赋,“安忍加派小民”?只有开发矿税,增加商业税才是出路。小民当然就是纳税农民。通过增加商业税收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这才是万历矿税的真实原因。

 

开矿收税,自古有之,何以明朝的矿税激起了如此之多的愤怒呢?根源仍然是利益所得之争。皇权中央和商业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在矿税实施过程中体现。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可成为万历年间矿税制度的真实写照。青史给了个名词,称作“万历矿祸”。

 

明朝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原料、燃料原料、铜、银货币原料的社会需求日益增大,加上矿冶业开发所需用的劳动力,得到流民劳动力的补充,因而有了显著的发展。首先是采煤业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煤做燃料的国家。明代的煤已应用于普通居民的日常做饭和手工业加工,极为普遍。各地开采的煤矿有:南直隶和州的含山县牛头山煤矿、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白羊口煤矿、京师的西山煤矿、山西太原府平定州煤矿。京师西山煤矿的煤,是北京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燃料。炼钢冶铁业有长足的进步。铁产量有相当大的提高。山西是冶铁业兴盛省分,明初山西铁课官定额为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十七斤。(《明会典》卷一九四)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年),山西阳城铁冶,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如按课税率十五分之一计算,这时山西阳城的铁产量每年已达七百五十万乃至九百万斤左右,比明初提高了七、八倍。当时官民炼铁的情绪很高,当时最大的国有铁矿之一遵化官营铁厂在正统三年(一四三八年),有烧炭人匠七十一户,供木炭十四万三千七十斤。淘(铁)沙人匠六十三户,供铁沙四百四十七石三斗。铸铁等匠六十户,并征集附近州县的民夫六百八十三名,军夫四百六十二名。顺天、永平两府的轮班匠和法司送到的炒炼囚犯也在厂供办柴炭铁沙和炼铁劳作。民营冶铁也有发展。福建蒲城的大户招集四方无赖之徒,来彼间冶铁,每一炉多至五、七百人。”福建所产铁,名为“建铁”,质量优良,被用为制造火炮、鸟枪的铁料。用“建铁”铸造的佛郎机炮、将军炮和锻造的鸟枪枪筒,施放时可不发生爆裂。其他如广东南海县的佛山镇,景泰时已发展为冶铁集中地。成化时南直隶震泽檀丘市也成为冶铁的专业市镇。山西阳城、辽东本溪都有大冶铁工业。

 

矿冶业的发达并不代表着明王朝的统治者一开始就打矿税的主意,洪武年间,有人想在陕西开银矿,朱元璋说:“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征银无已。”他怒斥想要开矿的人,说他们是“戕民之贼”。洪武年间,矿税也很低,洪武十九年,福建、浙江开银矿,岁课两千两。或许真如朱元璋所言,自洪武后期开征矿税后,统治者便一发不可收拾,征银无已,课额也越来越巨大。永乐年间,福建岁额增至三万两,浙江增至八万余两。宣宗时,福建岁额增至四万余两,而浙江增至九万余两。到了天顺年间,闽、浙仍保持在永乐年间的水平,但是四川、云南等地的矿税征收数额越来越多,开矿的沉重负担日益显现。因此才有了“遗诏”的几废几立,时松时紧的政策。

 

回顾万历的矿祸,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万历皇帝在位期间发动了平息叛乱的万历三大征【2】。这三大战役都以万历皇帝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三场兵事直接导致了国库空虚。与此同时,北方粮产量大减,军户既要打仗,更要从事武器生产等各种劳役,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军屯收上来还没有种下去的多;万历年间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迫切需要大兴土木、重建宫室。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又放松了对开矿的控制,由朝庭中为数不多的另派支持者宦官和武官去“开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宦官控制了各地的税务机关。宦官们用增税、滥税的方式大肆搜括银两,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宦官在经济领域内横行肆虐,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矿监肆无忌惮地盘剥,经常激起正直官吏、倾家荡产的富户及无以为业的贫民的变乱。

 

税使、矿监的横征暴敛,直接导致了“天下萧然,生灵涂炭”。横行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骄横的要数陈增、陈奉、高淮等人。陈奉是万历年间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他本是御马监的奉御,于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往荆州征税。他一人兼领数职,权重势大,十分骄横,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其党羽爪牙则直入民宅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富家大户被迫倾家行贿的所在多有。更有甚者,陈奉在荆州地区挖坟掘墓,丧尽天良。陈奉的行径多次激起民变,但由于万历皇帝热中于敛财,一再支持陈奉,镇压地方官民。陈奉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对于反抗的百姓,动用兵力血腥镇压,反对的官吏也多遭迫害。陈奉从武昌回京时,运载财宝的舟车数里不绝。为防止老百姓抢夺,只得动用大量官兵护送。

 

万历末期,一些灭绝人性的矿监税使已经懒得对几乎停滞的矿业进行名义上的“管理”,他们“随意闯入民居,指称此地有矿,不论是否开采都要交税”,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不堪盘剥,纷纷弃田弃屋逃亡,成为流民。不仅民怨沸腾,官僚阶级也抱怨颇深,除去田义的爽言直谏外,大学士沈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万历二十五(1597年)至三十三年(1605年)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年号为泰昌,为明光宗。他即位的第二天就宣布废除矿税,但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了,废除矿税可谓是这个“一月之帝”于国政的最大贡献了。

 

明朝宦官政治发展到万历朝已是凌驾于文人内阁之上,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而万历皇帝后期身体出现状况,长年不问政,任由充当矿监税使的宦官横行无度。由此可见,明朝的矿税之祸确切的说是“宦官之祸”,体现了封建王朝日益沉沦和没落的过程。

 

明朝名臣于谦留有《咏煤炭》:诗里说:“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他希望天下人,不辞辛劳不辞苦,走出荒僻山和林,都是又饱又暖和。但于谦的诗词在明朝中后期的税收政策下是显得多么的无力,明王朝统治者们在面对关外异族的觊觎和农民起义的锄犁时,有没有想过在深幽的矿井中埋藏的不只是矿石,还有足以让帝国灭亡的烈性炸药?

 

 

注解:

(1)沈一贯,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隆庆三年进士。万历年间,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居正去位后,入阁参预机务。沈一贯入内阁后,表面上参与争论,一副清官模样,暗地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在朝廷内造成了很坏的风气。当时万历帝因病不能主掌朝纲,大权落入沈一贯手中。万历帝曾经考虑过停止征收矿税,但沈一贯并没有贯彻执行,“矿税之祸,遂终万历之祸而不能改。”

 

(2)万历三大征

万历三大征指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15731619)年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三战皆捷,但明朝人力物力也遭受到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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