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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粒中求变革 成败间品兴衰
日期:2019-08-26    来源:原创   

——从叶淇盐变议明朝盐税流变

还记得《桃花源记》中的美景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篇文章记述着中国人内心最为朴素的和平心态。然而在桃花源所在的武陵郡,却也是个产盐的区域,在东晋时,这里的人们是在“往来种作”,而在明朝,这里的人就是在晒盐自乐了。据《澧州志》载,盐井,在州北六十里张家厂,四面山麓环抱,中通一溪。溪上石井一。明朝取井水煎盐,于此设官司盐。从这里产出的盐,在明朝时被输送到全国各地,当然,这时武陵人的心境大概也会不到陶渊明般怡然自得的状态了。

 

因为,明朝在历经了朱元璋、朱棣前几位皇帝的励精图治后,在中期,形势直转急下,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爆发,明英宗被俘,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混乱的局面在弘治年间得到遏制,在明孝宗为皇帝的18年间,明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前朝成化年间留下的弊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统治阶级内部亦较稳定,外患平定,史称“弘治中兴”。而盐法的变革是“弘治中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良臣叶淇发起。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上奏:“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叶淇的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盐法的变化,故史称之为“叶淇变法”。

 

何以要改变盐政呢?这就要追溯明朝盐法的流变了。有明一代盐法,“莫善于开中”。这是后人对明朝初期盐法的评价,开中制度是明代盐政立法成功的一大标志。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明代盐法伴随着开中制度的不断破坏呈现出沿着多种轨迹不断变化的特点。

 

明朝的盐法区别于前朝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盐政和边政紧密结合,所谓开中制度,就是保证国家对盐业的控制,通过输粮、输米或纳粮米及其他军用物资领取盐引到盐场支盐经销的方式,来解决边疆驻军的吃、穿、用,从而巩固边防。从开中的地点主要在边防及内地军事重镇以及纳粮纳米粟等军事物资换取盐引的情形看,开中制度显而易见是为边政服务的,而事实也证明,这种旨在结合盐政与边政的作法在成化、弘治以前是相当成功的。然而,开中制的成功也伴随着破坏。到成化、弘治时,开中制度在权贵势要及各色人等奏讨占窝、垄断开中、多支夹带、贩卖私盐的破坏下,基本上实行不下去了。而且政府亦推行户口食盐制,在相当程度上占去了盐商的销售市场和所能取得的货源,更加促使这一制度的难以为继。

 

到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全国已陷入民日贫,财日匮的窘困局面。于是,“叶淇变法”急急救场,“叶淇变法”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改开中制为折色纳银法。商人可以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再分给各边。这极大提高了盐商的积极性,而国家也得到了实惠的好处,将本色(粮食)中盐变为纳折色(银两),这样明政府就可以通过提高引价来增加财政收入,库存累银达百余万。

 

“叶淇变法”有些像极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涵养税源”,给纳税人以眼前的实惠,换取国家更大的好处,但是“叶淇变法”也给弘治年间的盐政带来了一定的困扰。首先,叶淇被认为是盐商的朝中代表,说叶淇是淮安人,盐商皆其亲旧,叶淇变法是为为保护盐商利益而为。确实,实行折色纳银,把盐政和边政割裂开来,许多屯居边境的盐商回到内地,致使明朝边政日益沉沦。但是,明代边储之匮,自在屯政不修,而不尽关于盐法。把盐税由实物缴税改制成货币纳税,反映了明朝政府纳税思路的变化,明政府不再着眼于巩固边防开发边疆,而是致力于充实国库,增加帑银。这种政策上的变化,是明代盐法变迁的一大轨迹。

 

明朝的盐有正盐、私盐之分,在王朝渐渐往后,正私之争逐渐成了盐税税制变化的焦点,也反映了明朝盐业由兴到衰的变化过程从明朝历代的盐税数据上,也能体现这一点。明初洪武年间,在盐业发展上,设立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各大盐场设盐课司,参照元代“盐引”制度实行专卖,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所谓小引,其实是盐民手中的余盐,地方盐官用200斤一石米的代价收购以后再高价卖给专卖商,是谓“计划外收入”。洪武初年,盐税二十取一,相当于5%的税率,轻徭薄赋,有利于盐民休养生息。经历了明初的轻盐税的政策以后,产盐量大有提升。以主要产盐区两淮为例,洪武期间“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余引”,产量不足元代的四成。而到嘉靖初年,已经达到到九十万五千引,超过元代水平。

 

而且弘治年间,叶淇变法取得了一定效果,盐税大增,国库充盈,但是由于“边储由此萧然矣”,叶淇在弘治九年四月归乡乞休,盐法之变也到此为止,但是后来的统治者明显感觉到盐课对于充实国库的好处。

 

弘治之后,朝廷以种种事由开始加征盐税。万历三十年(1602年),有助饷之派,“户部以辽镇增兵数多,饷银不足,题自三十年为始,复原停淮盐四万四百三十三引八十斤,召中凑抵完饷。两淮运司,照淮南余盐规则,每引征银七钱,岁可得银二万八千三百余两。” 万历末年,又有辽饷之派,岁21万两。又有预借商银,即运司征银于商以送太仓(而盐商支盐不得),万历30年,此项为140万两,至万历未,达400余万两。盐税苛敛,使盐商经营所得被掠夺殆尽,其利润率很低,甚至于亏本。这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私盐的发展,万历年间,福建之盐,私盐0.0008两/斤,官盐价却百倍,达每斤0.3-0.4两/斤。官盐由劳役制下的灶户生产,缺乏生产积极性,只管盐课足额,不重盐质;盐官收盐,也无品管之责;商人售盐,引岸固定,盐质不碍销售,甚至于杂沙土以诈民。私盐注重品质,宁可出高价收购,灶户也乐于售优于私。造成私盐品质优良,而官盐色劣味恶,不堪于食。官盐不敌私盐,增销失败。这也一定程度上明朝中后期盐制的失败,这导致了甚为倚重盐税的明王朝,虽然不断增重盐税,也无力挽回国库无银的尴尬局面。

 

嘉靖而后,明朝政府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以增加官盐销售量,提高盐税收入。两淮。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定例,从运司割没盐银中扣留82,000余两,给灶户充工本,收买煎剩余盐35万引,连同正盐70万引,共105万引,俱作正盐开中;每引许带余盐1引,实共正余盐210万引,岁征盐课176,000两以充各边年例。隆庆中,每引正余盐550斤。万历二年(1574年),每引加20斤;万历五年(1577年),每引再加10斤;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哱拜之变,增饷练兵,淮南每引加10斤,淮北每引加20斤,岁约增收10万两。长芦。万历六年(1578年),盐课岁180,000引;万历十四年(1586年),200,800引,岁课14万两;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增至360,000引,岁课25万两以上。引斤也不断增加。但是,这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增引加斤的行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盐引益壅,盐课益欠,盐法益坏。

 

究其原因,其一,政府能力不足。首先,要增加官盐竞争力,必须减税压价。但盐税实在是国库的大宗来源,统治者没有气魄压低官盐价格,反而惟恐加税之不及,增引与加价并行成为一大怪状。 其二,官僚、商人和民众都以贩卖私盐为利。私盐价廉质优,很有市场,自然不怪。而商人运贩私盐,又无需缴纳官盐的重税,购销时间短,资金周转快,利润更大,而盐务官得走私私盐商人的贿赂,自然也成为利益集团的既得者,所以明中后期盐务废弛自不必多怪了。

 

盐务之变,以小见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这漫漫明王朝的堤坝,远见还巍然不动,实际上内部已然千疮百孔。而盐税在供养统治者多年后,犹如激愤的民怨,无情地将统治者抛弃,使王朝陷入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的历史更替中。

 

注解:

  1. 晋商和盐

晋商起源于盐。明初,晋商从南部起家,正在于这里有运城的池盐,而在与当地的官府结为同盟后,晋商的原始积累也就完成了,第一代晋商如王崇义、张四教都是大盐商,但是开中制改为折纳制后,晋商就被迫退出盐业了。

 

  1. 徽商和盐

徽商还大量向政府捐赠,仅乾隆年间的两淮总盐商、徽商鲍志道就先后向政府捐赠白银2000万两,粮12余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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